徐洛海 发表于 2022-7-26 08:49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徐荔蓉:中国资产面临系统性重估机会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徐荔蓉:中国资产面临系统性重估机会
2022-07-25 王彭 来源: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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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A股市场上,历经多轮牛熊周期考验,投资业绩仍位居市场前列的基金经理可谓凤毛麟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投资老将徐荔蓉便是其中一位。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15日,徐荔蓉任职基金经理15年来,复合年化回报率超过16%,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双十”(从业时间超过10年且任职年化回报率超过10%)基金经理。

  在经验丰富的资深基金经理眼里,当下A股市场正处于怎样的阶段?“尽管下半年A股大概率维持震荡行情,但拉长时间来看,市场正处于长期慢牛走势中,中国资产整体面临系统性重估的机会。”徐荔蓉如是说。

  选股时首先考察管理层

  徐荔蓉是一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选股型选手,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首先考察管理层,而这与他的投资周期密切相关。在徐荔蓉看来,对一家企业的理想投资周期是3到5年。在这段时间里,管理层或大股东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须保持一致。

  以某家龙头企业为例,从去年底开始,徐荔蓉开始持有这只股票。虽然该公司基本面仍有一些瑕疵,但治理结构出现了明显改善,如增加独立董事、对销售渠道进行改革等。采取这些措施后,公司管理层的利益与投资人的利益趋于一致。“虽然从10年维度来看,很多公司的管理层利益和我们投资人利益是一致的,但如果未来3到5年不一致,我不会去投资。”

  此外,徐荔蓉对公司管理层的重视与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也有着密切关系。“经营企业就像做投资,会面临很多赚快钱的机会。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主要拼的是内功。我希望,在我持股的3到5年时间内,管理层能摒弃短期诱惑,专注于自己的主业。”

  与此同时,徐荔蓉还希望公司管理层拥有较为开放的心态和学习能力。在他看来,虽然很多公司的管理层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作为一个中期投资者,他希望管理层在发现经营出现问题时,能够积极沟通,及时调整方向,主动学习行业新的发展趋势。

  在选到认可的公司管理层之后,徐荔蓉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陪伴。“在投资周期中,管理层大概率会犯错,但不能因为他们的想法与我不一致就轻易卖出。我选择一家公司管理层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专注,作为外部投资者,我们与公司管理层在对行业的理解上肯定会有差异。所以,在公司因短期经营问题导致股价下跌时,我反而认为公司的收益风险比更高,是买入的好机会。”

  除了公司管理层,徐荔蓉在选股时还极为看重公司的成长空间,判断市占率是否有足够大的扩张潜力。“我会在各个行业中寻找这样的公司,其是否处于热门赛道并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我更希望这些公司没有处于热门赛道,因为热门赛道意味着我需要付出更高的溢价。”

  对不同类型成长股有不同的估值容忍度

  对于一家公司的估值是否合理,徐荔蓉有着自己的理解。根据不同类型的成长股,他对估值的要求也不同。

  徐荔蓉青睐的成长股分为三类。第一类公司成长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较高,虽然增长速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类公司,徐荔蓉要求其估值水平低于国内外同类公司。

  第二类公司属于周期成长股。市场普遍认为这类公司的成长具有周期性,因此在周期顶部往往估值较为便宜。“很多好公司的成长性既来自周期提供的贝塔,也有很多阿尔法的成分,但市场往往在贝塔很强的时候忽略其阿尔法的部分。如果我们认为其阿尔法仍然很强,且具有持续性,估值又比较便宜,这类公司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标的。所以,我会关注公司估值与同业或历史均值的比较,结合其成长性,考虑估值是否合理。”徐荔蓉称。

  第三类是高成长高估值公司。在徐荔蓉看来,这类公司拥有可持续的高成长性,但同时估值也很高,很难确定合理的估值水平。对于这类公司,徐荔蓉在投资上往往趋于保守。

  总体而言,徐荔蓉对成长股的估值有着较大的容忍度。如果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发展趋势很强,且估值在理解范围内,他对估值的容忍度会更高;但如果公司的估值超出了理解范围,他会倾向于减持。

  A股处于长期慢牛走势中

  回顾今年上半年操作,徐荔蓉坦言,即便在市场下跌最为猛烈的时候,他也没有降低仓位,而是关注下跌带来的投资机会,比如一些优质成长股。

  “去年我们并没有买入很多成长股,但今年3、4月份时,很多成长股的股价从高点下跌了百分之六七十,其中的一些优质标的我们一直在跟踪观察。随着其股价回到合理位置,我们将其逐步纳入组合。”徐荔蓉说。

  在市场低点坚定买入,缘于徐荔蓉对A股的坚定信心。长期来看,他认为市场处于长期慢牛走势中,中国资产整体面临系统性重估的机会。“短期内外资可能会阶段性净流出,但拉长时间看,外资仍会净流入,因为站在全球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全球主要市场中几乎只有A股市场存在比较稳定的阿尔法收益。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开始在中国聘请研究员、出英文报告等,这实际上是对一个新市场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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