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童 粗陋的年代与游民中国
徐童拍摄纪录片《老唐头》时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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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和纪录片《老厉》主角厉百程在一起。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1/1E/1E0531886EE6207F682FA0F730B4A0A7.jpg
徐童 纪录片导演，1965年生于北京，1983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代表作有纪录片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合称“游民三部曲”。著有小说《珍宝岛》。 从去年开始，拍了4年多纪录片的徐童终于在燕郊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不用再到处搬家。即便如此，他觉得自己仍算上是半个游民，“没有工作，虽然不是居无定所了，但也总在外面漂泊，只有做后期的时候才能回家，这肯定是一半游民的状态，一半作者的状态。”
何为“游民”？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他们是从宋朝人口大爆炸以来产生的众多被迫离家，脱离宗法秩序，不受家族庇护的人。他们可以说是脱序的人——背井离乡，游走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生活资源和能力，没有合法身份，只能靠行走江湖卖艺、甚至走偏门谋生。徐童说“放在现代语境中，他们很像体制外的人。”
徐童和游民的缘分，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游民三部曲”而被人熟知。在这三部作品《麦收》、《算命》和《老唐头》中，他将镜头对准妓女、乞丐、地痞、算命先生这些“江湖人”，展现他们在艰难处境中的生猛生活。但徐童说他纪录片创作的源头是一部小说，一部叫《珍宝岛》的小说。
小说
他们这样活一辈子不容易，不能写得太随便
徐童是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学的是新闻摄影。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体制”内，曲曲折折做了许多工作，拍过电视剧，进过广告公司，却一直未能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个过程持续到2000年，徐童开始涉足当代艺术领域，搞图片摄影，用那种大画幅的4 5座机，拍成巨型画面的城乡交接地带的景物，用徐童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其中“注入了某种观念”，但最后却发现那都是些假作品，从来没能让自己满意过。“在2005年前后，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上卖得非常火，但我总觉得那些作品和中国现实没什么关系，中国的艺术家就是拼命去生产、供应给西方需要的艺术作品。如果你想在这当中分一杯羹，就被迫要委屈自己，去做非常投机的作品，如果不做这个，在当代艺术的圈子里就找不到自己的一个符号。这在当时是挺痛苦的一件事。说到底就是功利主义。艺术肯定不是用知识或经验，更不是用市场去论证出来的，如果这么干，再加上足够聪明，得出的作品肯定是正确的，好的，还是有卖相的，可那不是艺术。时间会证明这一点的。”
《珍宝岛》：被放逐的人们
2006年，因为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出口，无法把自己内心的问题说透，徐童决定淡出当代艺术的圈子。谈及当时的心态，徐童说那时候“正是处在我生活的最低点，有关生命、生活的压力全都在身上，而且一事无成。可能在一种最糟糕的情况下，最能觉得自己本质是什么，最能够看清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儿。”
徐童成长于朝阳区的城乡交接地带，周边有大量类似棚户区的地方，他认识那些生活在不堪境遇中的人们，也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把这群人的生活记录下来的欲望突然变得强烈起来。一时间二三十年的岁月记忆就像一个长焦镜头，把遥远的故事和当下的生活叠加在一起，虽然没有头绪也很难看出逻辑，却形成了一个极为热烈的感觉，“我觉得必须得把我这种彻骨之痛，关于生命的，关于生存之艰难的，困境当中人的心灵状态的东西写出来。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先去做了再说。因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面对粗陋而凶猛的现实，有种忧愤之情不吐不快，这种感觉是来自身体的，不是逻辑的。”于是他开始创作一部叫《珍宝岛》的长篇小说。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的战斗。徐童将珍宝岛事件当做一个年代的坐标点。小说的主人公贾国志16岁时就料定中苏在珍宝岛必有行动，在内蒙古当兵的他一心想奔赴战场，却因一次意外得了处分，提前复员，于是珍宝岛这个虚幻的国家意志成为了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情结。实际上《珍宝岛》描绘的是一幅底层生活的群像，小偷、妓女、吸毒者、黑道起家的暴发户，这一群被秩序放逐的人的生活被徐童描写得极为惨烈，他们活着的时候懵懂、不堪，最终大多都走投无路，死无葬身之地。有的死亡被描写得灿烂，有的死亡被描写得狰狞，但都非常决绝。
一代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毁灭
徐童说，他想以此展现上世纪末的几十年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毁灭。“我们曾经想建立起来的主义后来发现是个悲剧，于是为了生存我们就在经济至上的指导下，拼命搞经济，但价值和信仰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我想表达的是珍宝岛上没有珍宝，贾国志最终去了珍宝岛却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代人的绝望，他们没有精神的依靠与寄托。”编剧程青松认为《珍宝岛》展现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构成，从小被一种幻想所迷惑，待到清醒之后想要寻找源头，却发现源头已经消失不见。徐童将之形容成一个粗陋的年代，“粗陋是针对制度和灵魂的，不是针对职业、阶层与个人品位而言。”
《珍宝岛》的结构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结构，故事开始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最终都纠葛在一起，流露出一种无法逃离命运的宿命感。徐童曾说自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审美问题，我觉得穷街陋巷所蕴含的宿命感，远比高楼大厦放射出的美好幻觉更接近真相，更让人信服，也更有美感。”但徐童觉得自己在小说中的结构设置上是有另外一层的考量，“这和珍宝岛的题目有承接关系，珍宝岛就是由这些人构成，这些人环环相扣，就像一个小岛上的居民，形成了一个孤立而虚幻的世界。”此外徐童也觉得不能因为故事本身有张力就可以粗枝大叶地讲述、不考虑小心的编织，草草了事，“这样做对不起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他们都是有生活原型的，他们这样活一辈子不容易，写的时候更不能太容易、太随便。写作，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庄严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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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在朝阳区一个类似“城乡接合部”的地方长大，熟悉底层的生活，这种经验最终将成为他创作的营养和母题。在“游民三部曲”中，徐童看到了底层社会的艰辛和悲哀，但也看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身上极为顽强的生命力。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B/B0/B0BC91D8EEA5FD6E2625A67422115C9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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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
作者：徐童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纪录片 一个人陪另外一个人过一段时间
在为创作《珍宝岛》收集素材的时候，徐童经常跑到高西店去体验生活，由此结识了《麦收》的主人公苗苗。徐童马上决定拍摄这位来自农村的性工作者，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悲天悯人，他直接进入了一个游民阶层的生活。
《麦收》：她们虽然备受辛苦，行动上却坚定有力
《麦收》毫无保留地进入到了这个在按摩房上班的小姐苗苗的生活内部。2008年夏天是北方收麦的季节，苗苗不断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之间，纪录片中展现的有她和亲人的关系——照顾生病的父亲，有她的友谊——与好友阁阁相互依存、相互保护，并最终因为一个男人而产生了裂痕，她的爱情——和附近工地的领班恋爱，最终分手。整个片子充满了戏剧张力，它的气息是急促的，多用短镜头，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其中甚至可以看到他小说风格的影子，短句居多，描写和情绪都十分直接。影评人王小鲁曾说电影中的这种气息是符合主人公的生活气息的，“苗苗虽然备受辛苦，但行动上是坚定有力。最后父亲病重、资金困难，发生情感纠葛的男友又打电话过来，苗苗骂了句：去你妈的！毅然挂掉电话。对她来说生活不允许有那么多的文化思索。因为被拍摄者只有在急迫的身体行动中，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资格。”
但《麦收》却遭到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徐童的拍摄手法过于“粗暴”，缺乏和被拍摄者的距离感。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有句著名的论断：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但徐童却曾表示过对这种理念的反对，“这种所谓静观的方式，不扰动他，你的人物就真实了，就没有表演了？我觉得这种理论纯属扯淡。人家是傻子吗？你拿着机器站在5米开外，用长镜头拍人家，人家就不知道你在拍了？那这算什么，一个偷窥者？拍摄者不是墙上的苍蝇，它应该是会飞动的苍蝇。你必须首先是个生活者。你只有和人物一起生活，他才能对你产生信任，才会把心里想的告诉你、展现给你。比如苗苗，她不把你当外人，接受你、信任你，向你坦露一切。”徐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生活的参与者，“拍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作者必须进入到人物生活中，你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员，是他们的朋友。”
游民社会：像他们那么活着，是有力量的
于是徐童开始了自己的游民生活，他住在杂院里，拍的时候和人物住在一起，即使不住在一起也要保持和人物一样的生活状态。之后他拍了《算命》，如果说《麦收》是一个关于底层个体的故事，《算命》则更像一个游民社会的群像。残疾人厉百程和自己用130块钱买来的“又聋又哑又傻又残”的老伴石珍珠，在河北燕郊城乡接合带要依靠算命为生。来找他们算命的有各色人等，基本上都是妓女和混混。《算命》在形式上使用了章回体，共分九回，比如“厉百程算定孤单命 唐小雁棒打无赖汉”等，有一种浓重游民江湖的世俗味道，电影里面的生命既粗鄙又坚韧，其中展现的生活没有导演先验的判断，而是彻底遵循了这个阶层的生活逻辑。
拍摄《算命》的时候，徐童通过唐小雁认识了她的父亲唐希信，于是便有了第三部纪录片《老唐头》。《老唐头》可以算作是唐希信的个人口述史，他对着镜头讲述了自己曾经的工作、婚姻和生活。老唐头性格幽默，表演性极强，徐童想通过老唐头了解游民的前世今生，于是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听这个有点话痨的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徐童很赞同纪录片导演司徒兆敦对于纪录片的定义：纪录片就是一个人陪另一个人过一段时间，徐童觉得这道出了一个本质，就是生活在其中。而这段生活也让徐童实现了一种自我改变，他曾表示“无形当中，你变得自信，活得不那么犬儒、唯唯诺诺，你不再畏惧。游民社会给我一种可以支撑的东西，像他们那么活着，是有力量的。你看苗苗，她周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她是有担当的，处处体现她的尊严。空谈公民社会，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公民意识的，她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合格公民的第一步。知识分子居于高处，理应为别人去担当，但这些底层的人，他们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你要求他去为别人？他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他就不简单。”徐童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成为他们，却又永远成为不了他们。
底层的悲哀在于永远存在这样的群体
但徐童对于游民阶层的热爱却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面对在如此不堪境遇中生活着的人们，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他们顽强的生活，因为摒弃了辛酸，让人无法用同情面对，而他们生活中所展现的悲哀也很难被定义为崇高。
王小鲁曾经和徐童说这种基层社会的无秩序可能具有丰厚的美学价值，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却是可悲的。徐童觉得自己对游民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我现在是比较客观、坦然的态度，不会像若干年前那样把他们想象得那么好，或者认为自己一定要替底层发声。我只是想讲述他们是谁，表现他们真实的样子。”“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我希望通过影像、描写，让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看到游民的生活，这样知识阶层的人讨论或思考一个抽象问题的时候，比如我们思考政治变革，这首先就要底层人有为自己说话的权利。让他们会想到还有这样活生生的人存在着，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功能。”
而对于底层社会，徐童认为他们的悲哀之处就在于永远会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哪怕你有了相对好的制度、好的社会保证，总有一群人还是会在制度的压迫之下，这是全人类的无奈。就像小说中的贾国志最后也找不到理想国，珍宝岛上并没有珍宝，甚至《算命》里面那些恩恩怨怨的故事，真正想来，如果换一个活法、地方、社会体制，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呢？我也不抱希望，社会公正一些，可能人的状态会好一点，但是这些问题依然没法解决的。”
所以徐童觉得在这种悲观的境遇下，游民社会所体现出的乐观更让他触动，“像我镜头中、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响当当地活着……看到这些生命的顽强和光芒，这些东西是唯一让我感到有力量的，同时也是一种温暖，所以这个世界还有存在的理由。”
同时徐童也认为恰恰是这群人的存在，才会让我们去反思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足够好了。而徐童最终也许想把我们引向这样的思考：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来对待与我们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境遇都全然不同的人吗？我们能避免廉价的同情和一味的恐惧吗？
从2007年到如今，从写小说到拍纪录片再到小说出版，徐童说自己的小说和纪录片其实有着一样的内核，“而这两个真的是各有所长，纪录片可能更为直接，但从文字可以表达出一种复杂性，无论是作者内心的曲折还是人物内心的丰富。”
而在经历了一番番世俗哀乐，人生翻涌，徐童说再看自己笔下的故事，心情不再如当初那样充满忧愤之情，而是平静了许多。
“如果现在再让你讲这个故事，里面人物的命运还是会如此惨烈吗？”
“还是会，因为我们仍处在一个粗陋的年代。”
我现在是比较客观、坦然的态度，不会像若干年前那样把他们想象得那么好，或者认为自己一定要替底层发声。我只是想讲述他们是谁，表现他们真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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