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3次来华之行:住在徐志摩与陆小曼住所
泰戈尔在徐志摩家中(坐者左为泰戈尔，右为吴稚晖，站立者左二为徐志摩)(该照片档案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开在异乡的友谊之花
——泰戈尔的三次来华之行
作者：董婷婷 文/供图
在上海市档案馆内珍藏着全套《少年中国》，这份月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从1919年7月15日创刊，到1924年5月停刊，前后共出版了4卷48期。五四时期思想活跃，进步刊物应运而生，其中《少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新青年》杂志相比肩的新文化刊物。
在第一卷第八期《少年中国》中，集中刊登了黄仲苏(原名黄玄)译的《太戈尔的诗十七首》，接下来的一期又继续刊登了《太戈尔的诗六首》，为了使更多的人对泰戈尔有更深的了解，同时还刊登了黄玄的《太戈尔传》。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界的一股“泰戈尔热”。
那时在中国文化界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和诗人都深受泰氏哲学和诗歌的影响，譬如郭沫若、冰心、王统照、郑振铎、俞平伯等。其中，徐志摩因为泰戈尔的三次来沪而与其关系更加紧密，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1923年，徐志摩受讲学社的委托，联系泰戈尔来华事宜，由于一场“骨痛热病”使得泰戈尔推迟了来华的时间，直到1924年4月12日，泰翁一行乘坐的“热田丸号”轮船才最终抵达上海。当日上午9点15分，当轮船抵达汇山码头时，前来迎接的徐志摩、张君劢等60多人给了泰戈尔最热烈的欢迎。
在泰戈尔接下来的中国之旅中，徐志摩一路伴其左右，他既是泰氏的御用翻译，又是泰氏在中国的私人导游。两人一起欣赏龙华盛开的桃花，一起游览西湖的美景，一起沉浸在清华园的学术氛围之中。泰戈尔是徐志摩的良师益友，徐志摩是泰戈尔的后辈知己。
从1924年4月12日泰翁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几乎每一场演讲都是由徐志摩翻译，几乎泰氏的每一张留影里都有一个身穿长袍的徐志摩。同年5月30日，泰戈尔从上海乘船赴日，徐志摩使出中国传统的送客习俗——十八里相送，随从泰翁去了日本，两人继续着意犹未尽的交谈。告别之际，徐志摩问泰翁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泰戈尔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之后，他们鸿雁传书，在信中徐志摩称泰戈尔为“Rubidadda”(即Rubi兄)，这显然是“Rabida”(即Rabi兄)的变音，泰戈尔外文名为“Rabindranath Tagore”。在印度圣地尼克坦，称男性年长者为“da”(即“哥”的意思)，所以徐志摩称泰戈尔为“Rubidadda”，即称他为哥。而泰戈尔比徐志摩大了整整36岁，这真算是一位年长的大哥。
泰戈尔则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Susima”，意为“月亮石”。1924年8月，当泰戈尔从东亚旅行归来后，在圣地尼克坦成立了一个“茶社”，即取名“Susima”，为的是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怀念与感激之情。
泰戈尔离开中国后，徐志摩就时时刻刻想着去圣地尼克坦拜会泰翁。1928年10月，在泰戈尔的助手恩厚之的帮助下，徐志摩在从欧洲归国途中绕道印度，访问了圣地尼克坦，得偿所愿地拜访了这位老大哥。
1929年3月，在借道去美国和日本讲学之际，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了上海。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刚新婚不久，住在福煦路613号(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这是一幢新式石库门楼房，高三楼。新房设在二楼厢房，二楼客堂为会客室，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房。
这次泰戈尔的到来非常低调，并没有大肆报道，一来时间短促，二来可能对第一次来时在中国文化界引起的轩然大波心有余悸。他就住在徐志摩的家里，这所陆小曼怎么看都不称心的宅子，却深得泰翁的喜爱，他还不愿住他们特意布置的一间小印度房，倒要睡他们“那顶有红帐子的床”，说是具有异乡的风味。
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住所，泰戈尔感受到了亲情一般的温暖。3天时间里，只是谈诗作画，倒是一种难得的放松与随意，正如泰戈尔自己说的“虽然住的时间并不长，可是我们3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热了”。离别之时，诗人欣然动笔为徐志摩夫妇留下远看像山、近看像老者的自画像，并附诗一首云：“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是年6月，诗人访欧归来，再次入住徐家。回国前，泰戈尔拿出一件自己穿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送给徐志摩作为留念。
泰戈尔回国后，徐志摩一直与他保持书信来往。两年后，徐志摩曾辗转欧洲，到达印度，为泰翁庆祝70大寿，并约定80岁再来为他庆祝。然而世事无常，不久，徐志摩就去了天堂。
1941年，已经卧床不起的泰戈尔仍不忘中国之行的日子，口授一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得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我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在异乡开着不知名花朵……”
泛黄的档案见证了这段跨越国界的友情，由徐志摩和泰戈尔架起的两国友谊之桥在今天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6_134:}跨国友情，历史见证。 {:6_167:}我看不错噢 谢谢楼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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