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李先念相交60年 临终说出三条遗愿
李先念说：我真正认识徐帅，是在红三十三团当政委时。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就熟悉了，他和我特别好。1929年6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徐向前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鄂豫边区，任红十一 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同年春，李先念率黄安县九龙冲乡游击队编入新扩建的红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后代理班长）。
徐向前带兵严字当头，要求一丝不苟。出操站队，立正稍息，瞄准射击，单兵 动作，样样都按正规要求训练，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群众工作等，每天 都安排得紧而有序，对游击队的“游击”习气进行了彻底改造。在这过程中， 李先念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仅很快适应部队生活，而且还 受到上级和同志们的好评。
徐向前到鄂豫皖后指挥红三十一师连续粉碎了“罗（霖）李（克邦）”、“鄂 豫”、“徐（源泉）夏（斗寅）”三次“会剿”。就是在这三次反“会剿”战 中，徐向前认识了李先念。
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召开“扩红大会”，县委书记郭述声、 县苏维埃主席李先念相继讲话。李先念说：这次参军，大家自愿报名，我带个 头，首先报名，郭述声支持我，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也支持我。李先念率众参军 以后被编入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任政治委员。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从此两人的接触就多了起来。11月10 日，在徐向前直接率领下，李先念第一次参与指挥作战。他与团长吴云山率第 三十三团与兄弟部队配合，攻打课子山，由于敌防御工事坚固，未克。18日、19日攻克高桥河、桃花店两据点，全歼守敌一个团。
12月28日，在攻打障山阵地时，红三十二团居左，红三十三团居右，居中的红 三十一团首当其冲。由于该团第五连疏于戒备，被敌打了个措手不及，丧失了 阵地，全师的阵线当即被撕开一道口子，敌逼近师指挥所，严重威胁设在不远 处的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战况十分危急。徐向前闻讯后，率手枪队亲临前线，并急调另两个团配合红三十一师从左、中、右三面反击敌人。在战斗中，李先念身先士卒，率部猛烈向敌右翼包抄，插入敌军的侧背，杀得敌军四处逃 窜。李先念临危不惧，敢打敢拼的精神给徐向前留下深刻印象。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 四大进攻战役中，李先念、吴云山领导的红三十三团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战绩突出，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授予一面红旗，命名为“共产 国际团”。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首次任命，是最高的荣誉和奖赏，使李先念和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
李先念在四大战役中学习了战争，他对徐向前的每次战役、战斗部署都悉心研究，对徐总指挥的每一个决策都细心揣摩，结合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还经常当面向徐向前请教，谈敌情我情、谈作战构想、谈古代用兵之策。徐向 前称赞他是一位肯钻研、善动脑的将领。正是在徐向前的带领下，经过战争的 锤炼，李先念初步掌握了战争的游击术，为未来指挥师团、军团、大兵团作战 ，灵活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战争的锻炼 ，徐向前逐步发现李先念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李先念也通过战斗，从徐向前 那里学到了不少作战经验，所以后来他经常说：“在军事上，徐向前是我最好的老师。”
李先念说：我和徐帅最熟悉是在四川，那时徐帅一休息就住我们那里，我们在 一起无话不谈。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部署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 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由于众寡悬殊 和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等原因，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 ，被迫脱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在战略转移途中，担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的李先念与师长倪志亮密切配合，率 全师指战员连续行军，浴血奋战，西越平汉路，突围漫川关，越秦岭，走关中 ，涉汉水，历时两个多月，披荆斩棘，蹈险历难，数破敌重围，转战2500公里 到达川北。在行进途中，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经 徐向前提议，增补李先念为军委委员。
1932年底，入川的1.4万余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高举土地革命旗帜，坚持武装斗 争道路，在大巴山下点燃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部队即由4个 师发展到5个军计8万余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革命 根据地，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逾500万，迎来了方面军发展史上的第 二个高峰。年仅24岁的李先念由师政治委员擢升为红三十军政治委员。
1933年7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10月14日，刘湘纠集四川 大小军阀，聚集110余个团的兵力，共20多万人，并配置战机18架，采用分进合 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总围攻。
在面临川敌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 通江召开会议，讨论和部署反六路围攻。徐向前和李先念出席了会议。会议决 定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 战法，经过一个逐步消耗、疲惫和沮丧敌人的阶段，适时转入反攻，大规模运 动歼敌，彻底粉碎敌六路围攻。会议结束后，李先念迅速返回达县，向副军长 程世才和第八十八师作了传达和部署，继而赶赴西线指挥。
11月16日，刘湘下达第一期总攻令。西线敌田颂尧第二路和杨森第四路率先发 起进攻。12月上旬，邓锡候第一路和李家钰、罗泽洲第三路，亦相继投入战斗 。至此，反六路围攻战役全面展开。西线的四路敌军共有69个团，王树声、李 先念指挥的西线红军仅十余个团，敌我力量悬殊。红三十军在李先念等领导下，发起了仪（陇）南、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 并取得了奇袭达县县城，一举端掉四川军阀刘存厚的老巢“绥定王国”，充分显示了超凡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
经过十个月的鏖战，红军企盼已久的总反攻时刻终于到来。1934年8月10日，徐 向前指挥夜袭青龙观，从敌防线薄弱处打开缺口，席卷两翼，猛插纵深，敌第 五、第六路全线崩溃。28日，徐向前令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在冷水垭进 行夜袭，一举突破防线。9月1日克巴中县城。在巴中城内的一间民房里，徐向 前摊开军用地图，同李先念一边吃着干粮，一边商量，能否搞个大纵深迂回， 让部队一直插到西北方向的黄猫垭、旺苍坝一线，切断田颂尧、邓锡候两军的 退路，打一个大歼灭战。
徐向前说：“在东线没吃上‘肥肉’，西线再不搞他一家伙，就太不合算了。 ”
李先念说：“这倒是一着妙棋，我赞成，那就下决心干吧！”
但这时，张国焘又打来电话，令部队向正北方向的长池开进，搞浅迂回。徐向 前反复向张国焘陈说深迂回的必要，张国焘硬是不松口，最后竟很不高兴地说 ：“我就是这个意见，你们不听话就算了！”
徐向前心头窝着一团火，连声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口的‘肥肉’吃不上了呀！”卷了一支烟，坐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李先念见此情景，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
听了这话，徐向前猛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好！他让浅迂回，那是去 抓兔子的尾巴，抓不住的。我们来个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 打完仗再说，错了我负责！”紧接着，他指着李先念说：“你叫程世才马上带 先头部队出发，经仪凤场、雪山场，直插黄猫垭，我们随后就到。”
李先念回忆说：拂晓前，徐总指挥和我率大部队上来，马上调整部署，令新上 来的部队进入阵地。被堵住的敌军系田颂尧的十多个团，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 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夺路而逃。总指挥见敌人潮 水般地冲来冲去，火冒三丈，对我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 撤你们三十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二话没说，把上 衣一脱，提着枪就上去了。后来，参谋人员告诉我，总指挥见我走了，怕我上 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敌人又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枪炮声就像开了锅 似的咕噜咕噜响成一片。我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指战员，紧封“瓶口 “，坚守阵地，打得敌军横七竖八，弃尸阵前，难越雷池一步。敌人被压在山 沟里，前拥后挤，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总指挥见时机已到，下达总攻命令，指战员们立即跳出阵地猛虎般地冲下山去，在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将敌军切成 数段，分头围歼。激战多半天，全歼敌1.4万余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子弹数万发，银元上万枚，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李先念说：当时要把西路军剩下的3000余人，交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所 以非常希望徐帅能够留下。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不久，改称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按照中央及军委的战略部署，创建河西根据地，并伺机打通新疆。
在以后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徐向前等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 命英雄气概，忍饥熬寒，披坚执锐，慷慨悲歌，喋血沙场，与数倍于己的优势 敌军殊死拼搏，先后共歼敌2.5万余人，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 。但是，最后终因众寡悬殊、疲兵屡战、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
1937年3月7日，敌集中5个旅以上的兵力，采取集团冲击方式，向西路军阵地发 起猛烈进攻。李先念、程世才率部迎战。红八十八师首当其冲，激战一天，指 战员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巍然屹立。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仍一 直坚持指挥战斗。9日晚，敌以数团兵力发起强攻，占领了南流沟、西流沟中间 地带，不仅将红三十军与红九军的阵地隔断，而且将程世才、熊厚发率领的红 第二六八团包围，情势极为险恶。李先念得知情况后，从自己激战的阵地抽出 一个营在敌后发起进攻，接应程世才他们。在李先念派兵接应下，第二六八团 的指战员狂飚般地扑向敌阵，冲破敌两道防线，终于突出重围。
血战在继续。两天后，西路军又折损过半，被迫向南边祁连山区转移。为了保 护军首长的安全，部队指战员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 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通道。
在进入祁连山的梨园口，红三十军又面临了一次生与死的挑战。刚刚从三道流 沟突围而出就又与马敌遭遇，一场众寡悬殊的血战开始了。为掩护李先念率红 三十军展开，徐向前令前卫红九军抢占山口两侧的制高点，进行阻击。在军政 治委员陈海松的指挥下，红九军近千名指战员面对潮水般一拨又一拨冲击的敌人，毫无惧色，用刺刀、用大刀、用枪托、用石头，与敌殊死搏斗……不到半 日，红九军近千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敌人一齐压向红三十军阵地 ，为了徐向前和总指挥部机关的安全，李先念、程世才各率一部兵力，猛烈阻击马敌，激战终日，后乘夜向康龙寺转移，天亮后至石窝山前一带。
刚到石窝，马敌几个旅的追兵又接蹱而至，西路军有被敌骑分割围歼的危险。李先念、程世才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命令部队火速控制高地，坚决顶住马敌 的进攻，掩护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上山。红三十军与敌激战大半天，多次击退敌 人的冲锋。黄昏前敌发起最后猛攻，部队实在无力抵抗下去。无奈之下，李先念准备拼死一搏，后被指战员强行撤下阵地。
当晚在石窝山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等徐向前、李先念、程世 才等从战地赶来时，会议已经开始，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大败仗，几乎全军覆 没，大家垂头丧气，心如刀绞，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含着热泪宣布了军 政委员会的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对离队毫无思想准备，听完陈昌浩的宣布，就说：“我不能走，部队打 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 嘛！”李先念虽未吱声，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真的希望徐总指挥留 下来，因为只有他才有可能收拾残局，军心也容易维系；另一方面他也从内心 担心总指挥的安全。陈昌浩不接受徐向前的意见，并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徐向前元帅后来在他《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最后的嘱托 徐帅坦然对李先念说出三条遗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和李先念未在一起战斗和工作。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徐向前主要在军队工作，李先念在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关工作。
1954年5月，李先念从湖北调任中共中央工作。刚到北京的第二天，李先念谁也没惊动，直接来到徐帅家。徐帅得知李先念要来，也感到非常高兴，几次差秘 书到门口迎接。李先念告诉老首长中央决定他到财政部工作，自己思想正处于 矛盾之中，怕干不好，影响国家建设的大局。徐帅说：我了解你，你很聪明， 有钻劲，就是做财政部长，尽管原来没做过，也难不倒你。这与打仗是一样的 道理，你也不是生下来就会打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嘛！徐帅的一番话给李先念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以后，徐向前与李先念虽然都在北京，但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都不插手自己 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但两人仍同在战争年代一样肝胆相照，情同手足。李先 念始终视徐向前为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他教会我管经济。每逢党和国家遇到重大问题，经常是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去征求徐帅意见。他们彼此信任，视为知己，无话不谈。
1983年，李先念受邓小平的委托，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文章写完后，李先念本来要亲自去征求徐帅意见，但生病了，腰痛，起不 了床。徐帅对前来征求意见和汇报情况的李先念的秘书说：“我和先念几十年 了，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也没关系。”徐帅去看望李先念，李先念坚持起床 迎接他。一见面，李先念就诙谐地说：“你看，你拄了拐棍，我也拄了拐棍。”两位老人笑了，那么亲切，那么畅快！
1990年9月，徐帅重病时，李先念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看望他。徐向前把自己想了 很久的意愿，事先没有告诉家里人，却告诉了这位与自己一起战斗60多年的老 战友。他坦然地对李先念说了自己三条遗嘱：“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二是不 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时隔一年零四个月，即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追徐帅而去。临终前，他也留下 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他要和徐向前一样，和人民在一起，和自己的战友在一起，和徐向前这位导师与知己永远相伴。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他们走到一起；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是他们的宿愿。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就是李先念与徐向前 的情谊。张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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