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中国我党究竟诞生于何时
中国我党究竟诞生于何时作者：徐焰很多年来，许多人通过阅读传统教材并在每年“七一”参加纪念活动，习惯地认为1921年7月1日中国我党成立日，其标志是这一天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可是在苏联早期的一些史书上却称，中国我党成立于1920年。改革开放后党史界经过考证，也认定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今天的人们本着求实的态度来说明这一问题，应该看到“七一”这一重大日子确实不是中国我党的“诞生日”，而只是建党“纪念日”。毛泽东、董必武记不清一大召开日，便取7月的月首日作纪念中国我党最早开始筹建活动时，国内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革命者只能在地下秘密活动，很多会议都没有文献资料保存下来，以致于早期建党活动的参加者在后来都回忆不起一些重大活动的准确日期。另外，中共建党又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非像婴儿那样有一个从母体中诞生出来的准确日子。在1938年以前，中共中央对党的成立时间只存在“1920年成立”和“1921年成立”这两种概略说法。1937年中共中央进入延安，环境相对稳定，随后全面抗战爆发，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为了有效地凝聚全党，1938年春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并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为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大召开日就此应作为建党纪念日，不过此时在延安却没有能够确认一大召开日期的材料。中共中央结束长征时，只剩经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其中没有建党时的材料。在1938年春天，延安城内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他代表除4人亡故外，张国焘已叛逃，陈潭秋还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在国民党中任高官，难以向他们征询意见。毛泽东、董必武身边也没有保留1921年的记录文字，二人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会，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 7月 1日为建党纪念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我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句话中的用语还是慎重的，即只认为“七一”这天是“纪念日”，并未说这是中国我党的诞生日。此后，中共中央将“七一”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日，从陕甘宁边区到各解放区每年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由于一些宣传材料的撰写者未搞清“纪念日”一词的意义，想当然地将毛泽东“纪念日”的提法写成了“诞生日”，并且长期相沿成习，以至1980年以前国内史书中都将一大写成1921年7月1日召开。1957年，苏共中央把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移交送往北京，其中有一大的重要线索。可惜的是，这一年反右运动后国内日益缺乏民主研究的气氛，党史界鉴于中央已确定“七一”是建党日，便没有人再认真去考证历史上建党的准确日子，直至1978年末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解放思想，有关部门才重新研究这一日子。共产国际和苏联曾认为中共于1920年成立中国我党是在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帮助下成立的，自1922年“二大”起在组织关系上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早期在国内遭受反动当局的追捕，文件大多损失，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却保存下较多的建党时的资料。在1930年代末之前的苏共写历史时，通常把中共的成立时间写成1920年，主要根据就是把筹备建党的活动视为党已经成立。若考查中国出现有“我党”名称的组织，确实是在1920年。此前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彻底失望，李大钊、陈独秀带动一些人开始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当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摇篮的北京大学内曾有人写诗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河北人李大钊最早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安徽人陈独秀名望和影响则更大。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曾称赞陈独秀“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20年2月间，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抓捕，由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出北京赴天津。在赶车行走的路上，二人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却没有议定党名。随后，陈独秀从天津乘船到达外国租界林立的上海，联络友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却还保持着学术研究性质。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魏金斯基以俄国学者身份为掩护来到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又经他引荐于6月间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建议在中国建立我党。陈独秀同意魏金斯基的建党意见，不过这旧秀才和留日归国生的身上一直带有传统文人气质和自由色彩，对党名还拿不定主意，一度比较倾向于称“社会党”。为此，他写信询问李大钊。李大钊的回答却是一锤定音──“就叫我党”。“我党”、“共产主义”这些词，当时都是从日文当用汉字词汇中引入中国，充满革命色彩，成为唤起人民斗争的鲜明旗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召集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开会，决定成立“我党”，大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不过后来的中国我党人认为上海最早成立的只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只有几个成员，又没有明确的党章，还算不上一个政党。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广州、济南、武汉、湖南和中国赴法国留学生中已相继建立了我党组织，成员超过 50人(因有少数人来去不定，有53人或57人的不同统计)。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和中央机构，便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急需。一大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宣告党的建立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化名“马林”的荷兰籍代表，取道欧洲抵达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俄籍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并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应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党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马上写信征询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的意见，获得同意后便写信给各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刻，陈独秀在广州兼任着广东大学预备科校长，正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李大钊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兼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正领导北京市内的教职员的“索薪斗争”。于是，陈独秀指派包惠僧作他的代表，北京的我党小组经李大钊委托和开会研究，最后决定让张国焘、刘仁静作为代表前往。笔者 1982年曾采访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据这位一大时最年轻的代表说，他行前只听说前往上海开会，并未想到会议后来会有那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到上海出席会议的 12名各地派出的代表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此外，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也到会，因此中共一大代表也有 13人一说。他们于7月间在上海秘密聚集后，召开了中国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名长着洋面孔的人马林、尼科尔斯基为掩护身份，对外声称是来华考察的教授，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问题。会址由上海代表李汉俊提供，利用他哥哥在法国租界内的寓所“李公馆”。通知发起一大的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却特别愿意出风头，开会时坐到主席位置上并掌管了会务费。据当事者回忆，张国焘并没有主见，“惟马林马首是瞻”，实际形成国际代表主持会议。据 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讲党史时回忆，毛泽东在一大会上担任秘书长，主管文件等事。这位在湖南领导过建立“新民学会”、主办过刊物和当过小学校长的“润之先生”，从一开始便显示了不尚空谈而重实干的组织才能。一大开会时没有做记录，只有名为国际代表、实为苏俄情报部门人员的尼科尔斯基回国后提交了会议内容的详细报告。会议开始时，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召开七天后，一个陌生人(解放后查明是华人探长程子卿)突然闯进屋子，扫视一圈后自称找错了地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马上宣布散会并要大家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籍警官率巡捕包围了会场并闯进搜查。李达后来感叹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留在屋内的李汉俊、陈公博声称刚才只是外国教授来做学术讨论，巡捕警告了一番学术思想不可“过激”后，便悻悻而去。后来知道，因马林在欧洲曾经以“赤色分子”身份被捕过，记录已通知国际上许多口岸，他来华后即受租界监视，才有这次险遇。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一致认为不能在上海开会，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自己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这样易于隐蔽。于是，代表们于次日晨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未去，看守原址的李汉俊和受到虚惊的陈公博也未前往。在嘉兴南湖上的会议只开了一个白天，11名代表讨论并通过了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最后选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傍晚时分，会议在代表们低声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我党万岁”后闭幕，中国我党通过这次为期8天的代表会议正式诞生。解放后找到一大会址，1980年认定会议时间建党后经过28年奋斗，1949年迎来了上海解放，不久中共中央便提出要寻找一大会址作为纪念。由于原来的房主、一大代表李汉俊已于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上海街区在几十年间变化也很大，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也记忆模糊，认定当年的会址已感到困难。解放之初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他为寻找一大会址专门指定了工作组。考虑到后来脱党又当了汉奸的周佛海夫妇都到过开会地点，于是陈毅决定把被关押的周妻杨淑慧释放出来，让她帮助寻找陪同丈夫至一大会场时去过的房子。此人凭着记忆，在街上转了好多天，认出了当年的“李公馆”。工作组又找到布置过会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印证杨淑慧的指认，终于认定了一大的会址确为那所石库门建筑，从此将此处作为革命纪念地。会址找到后，历史当事者对一大召开日期却长期回忆不清楚。解放初期，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因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会议便在放假后不久召开，当在 7月下旬。对 1957年苏共移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党史研究者又长期未能接触到，国内的史书便继续沿用“七一”的说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领域打破僵化状态开展了全面科研。1979年在中央党校集中了一批史学工作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成立了小组，负责考证一大的具体情况。研究人员根据与会代表及其家属回忆，再查看苏联移交来的档案，认定确在7月下旬，不过档案中对一大召开日期的说法却存在着差异。其中有两份材料说是7月23日：一是一大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在新疆牺牲)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二是当时的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这二人说法应最为可信，不过需要国内材料佐证。综合当事人回忆和国际代表的报告，都称会议在上海开了8天。最后一天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证实会议的召开日。研究人员查找报纸，在1921年8月初的《申报》上发现了“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系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前推8天正是7月23日，这就印证出这一天确是一大开会日，而结束日期则是8月1日。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成果于 1980年上报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大加称赞，中央书记处还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考虑到几十年来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确定“七一”为“纪念日”，中央最后决定还是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党的诞生日写为7月23日。历史从来是今天的一面镜子，以求实的态度对待以往的事件，才能培养现实工作中的科学态度。通过对中共一大历史情况的查证，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进步，也能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今天的人们纪念“七一”时，了解这一日期的考证也是有益的。{:6_134:}怎么总是出现‘中国我党’这样不规范、不严肃的字句？这会对宗亲网的形象造成影响的。 {:6_167:}有何意义。 {:6_167:}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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