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祖正及骆驼社
“原始驼群”之中，如果说周作人是灵魂，那么徐祖正就是核心。《骆驼》第一集是徐祖正编的，杂志末尾有编后记《沙漠之梦》两篇，就分别出自周作人和徐祖正之手。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留下了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王瑶语）的《中国新文学纲要》。《纲要》讨论新文学运动最初十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其中部分作品以今天的标准视之只是中篇），设初期的创作、张资平、《玉君》与《兰生弟的日记》、《迷羊》与《结局》、老舍与沈从文、陈铨、巴金、蒋光慈、茅盾、叶绍钧十个专节。《兰生弟的日记》因此得以与郁达夫、沈从文、老舍等大家的小说并列。但是对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朱自清评论过的这些中长篇小说中，除了《结局》（汪锡鹏著），恐怕只有《兰生弟的日记》及其作者徐祖正令研究者感到最为陌生，更不必说普通读者了。
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他早年负笈东瀛，1922年夏回国后执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与周氏兄弟交往，尤与周作人往还频繁。他1922年9月5日首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1923年1月1日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自1923年起接连好几年元旦，周作人都要在八道湾举行北大同人迎新宴集，徐祖正几乎每年都是坐上客，可见关系已非同一般。也正是这一年，周作人推荐徐祖正进入北京大学。1925年北大创办东方文学系，周作人任筹备主任，徐祖正又和张凤举（张定璜）一起应邀任教。还有一事不能不提。周氏兄弟失和，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检取书籍什器，周作人夫妇与之发生争执，在场见证人中就有徐祖正。
当然，更重要的是徐祖正与周作人的文字交。这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周作人1924年11月与孙伏园、钱玄同等创办《语丝》周刊，徐祖正即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独幕剧《生日的礼物》、岛崎藤村的《新生》译后记，以及杂文、小诗和翻译诗文等。尤其是散文《山中杂记》，前后共十篇在《语丝》连载，周作人后来特意将其中的五篇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可见其对徐祖正的文字是看重的。另一就是他俩加上张凤举合办了骆驼社，骆驼社出版了《骆驼》第一集，《兰生弟的日记》最初就是在《骆驼》第一集上亮相的，这在新文学最初十年的发展史上是不能不提却至今仍很少提到的、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的事。
今天能见到的记载骆驼社的文字实在不多，笔者只能从周作人日记中去探索。周作人1925年11月1日记：“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十二人”；次年2月6日记：“六时往东兴楼，驼群之会”；5月30日又记：“驼群之会，不去”；7月26日记：“《骆驼》出版”；8月1日记：“上午往幽风堂，赴驼群之会”；11月7日记：“上午凤举耀辰犀海民生四君来议续出《骆驼》事”，这是周作人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骆驼社，总共只五六次而已。有趣的是，周作人日记中始终不写“骆驼社”，而称之为“驼群”。《骆驼》出版前夕，周作人写了一篇《代表<骆驼>》，发表于7月26日《语丝》第89期，与《骆驼》问世恰好同一天，可谓巧合。周作人在文中声明：“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即如江绍原君虽然通晓‘骆驼文’（江绍原曾写过一篇《译自骆驼文》—笔者注），却也不是其中的一只。”他强调“原始驼群”仅只三人，这与他日记中所记的“驼群同人”“共十二人”相差甚大。但骆驼社不是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除了周、张、徐三位之外，到底还有谁应属于并非“原始驼群”的更大的“驼群”，已无法确定了。
“原始驼群”之中，如果说周作人是灵魂，那么徐祖正就是核心。《骆驼》第一集是徐祖正编的，杂志末尾有编后记《沙漠之梦》两篇，就分别出自周作人和徐祖正之手。周作人一篇作于1925年12月17日，特别提到要赶紧把《骆驼》第一集印出来，“希望能在1925年内出现于这多风尘的北京市上”。徐祖正一篇则透露：“两年半以前我们几个想合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内中要登我们的力作”。《骆驼》让北京读者苦苦等待了两年多之久，沈从文还特地撰文“念到这不能出版的东西”。《骆驼》第一集延至1926年7月才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虽然姗姗来迟，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第一集上刊登了周作人的译作《希腊牧歌抄》和《论左拉》（霭理斯著）、徐祖正的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6_167:}灵魂----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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