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与孙中山交游小考（上）
把徐、孙二人拉在一起，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在民国初期的南北政府对峙的严重斗争中，徐是北洋皖系军阀中力主南讨的谋士和主将，孙则是南方民党坚持北伐的领袖，彼此针锋相向，还会有什么“交游”和友谊呢？但事实不然，在南北战争中，徐、孙虽是对抗的主角，但在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却时有交游且曾建立了某种类似于“统一战线”的情谊。在袁世凯时代，徐虽任陆军部次长，但大政方针轮不到他来说三道四。而在袁死后，段祺瑞任总理，小徐终于脱颖而出，站到北洋的前台，指手画脚而神气活现。段祺瑞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这样，徐树铮自然就成了皖段政权的政略、战略设计师，他运筹帷幄，大力推行以武力来统一中国的内战政策。在对德宣战后，皖段政府获得了大量日援：金钱、军械源源而至，皖系军阀势力大增，因而决心派多路大军南下，一举荡平南方政府，为此，小徐四处奔忙于北洋军阀各派系来加以协调，实际主持对南军事。1918年5月下旬，徐氏风尘仆仆，由北京之汉口、长沙，又由长沙亲赴衡阳前线，做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的工作，催吴兵发广东，扫平孙中山势力。为此，他建议北洋政府加官晋爵，晋吴佩孚为“孚威将军”，以便笼络听任驱遣。在衡阳会吴期间，他投“吴秀才”所好，逞才吟诗，作《衡州谣赠吴子玉》长诗，有句云：“吴公何人吾不知，但盼将军自天下。……斩首或追奔降贷死，吴公之来为民福。马前瞻拜识公貌，恂恂乃作儒者服。闾巷无复夜叩门，军令如山静不纷。流亡略已还墟邑，安业犹能庇所亲。……吴公爱民如爱军，与民赤子同慇懃。”（徐树铮《兜香阁诗》）违心吹捧直系政敌吴佩孚，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南方民党政府，铲其领袖孙中山。但吴未上钩而撤防北归，推动南北议和。
而孙中山在南方广州，也是针锋相对，他以护法为名，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推为大元帅。积极布置对抗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于是南北孙、徐，兵戎相见，严重对抗。
但在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编练的十余万边防军，改名定国军，大败亏输，北京政府落入了直系军阀掌控，又引发了直、奉的新矛盾，小徐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为皖段设计，在联奉抗直的同时，主动联络南方的孙中山，结成皖、奉、孙三角同盟以抗直。在这一新形势下，小徐再次南北奔波，成为皖段、奉张与孙中山三角同盟中最为活跃的穿针引线的人物。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讨伐勾结直系的桂系军阀，收取广西，十二月四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出师北伐。这时，小徐自告奋勇，准备到广州、桂林见孙面商三角同盟共同反直之大计。据《国父年谱》，记载了小徐行踪。小徐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先到广州，孙中山派汪精卫、廖仲凯二位要员接待，孙致电云：“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于此可见，在北伐战争中，中山先生对徐的三角同盟“统一战线”之议，寄予厚望。后来桂林大本营北伐没有成功，那是因为后方陈炯明的叛乱。故孙在致蒋介石信中又说：“徐君此来，慰我数年渴望。”所谓“渴望”，非指个人情谊，而是为北伐可能实现而高兴。政治家的斗争，讲究的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但在孙、徐桂林会面之前，二人似无个人“交情”或“友谊”可言。
{:6_134:}南征北伐，一打成交。 {:6_167:}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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