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频：浙商的歧途与危机
新浙商以抱团名闻中国，市场的理性与平等无人提及，足以表明它至今仍停留在商帮阶段不可否认，今天的浙商，凭它超然的经济实力而名声在外，盖过晋商、徽商、闽商，湘商也不能比较。但格物辨质，深入看下去，我们会发现，今天浙商的模样，就像自然界繁殖力最强的动物老鼠中的旅鼠：生存力超强，活跃域甚广，水、陆、空皆至，家族鼠丁兴盛，但总让人感到悬乎，怀疑它们是否正在酝酿一种灾难？
抱团精神是双刃剑
欲说浙商，必知其史。历史看浙商，可以追索到范蠡。范蠡当年帮勾践卧薪尝胆，带三千越甲吞掉吴国，为了避免兔死狗烹，他不爱江山爱美人，主动从庙堂辞职，带mei-nv西施泛舟西湖，隐藏到江湖做起商人，成为后来著名的陶朱公。今天，陶朱公已被看作浙商的始祖，甚至还被当作中国商人的始祖（更早有说是管仲，还有人说商朝就是“商人之朝”，不一而足）。从那之后，浙江商业兴盛，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温州商帮、义乌商帮，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传统的浙商商帮。
今天以商会为基础组建而成的新浙商，就是从这个传统的商帮脱胎而来。如果说传统的影响，我以为陶朱公功不可没。他的示范作用，以几何级繁衍速度，在当地蔓延开来；加上浙江靠海，土地富饶，物产丰富，到处流金淌银，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在逐渐向东、向南迁移；（湖南人左宗棠做两江总督时，似乎说过，湖南全省一年收入加起来，抵不过苏松一个县，足见一斑。）而浙江人不分男女都性格柔媚，他们对细节的爱好与关注能力，也天然更适合提篮叫卖。天时、地利、人和，三样一齐，经世代积累，商业的天赋，已经成为可以遗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但凡可以言商，则海内外的巨商大贾多产于浙江。
至于浙江的小商小贩情况如何？遍地开花。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数据，目前，全省有440万浙商在国内各地创业，100万浙商在世界各国或地区开店经商，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他们创造的财富总量，相当于在省外、国外再造了一个“浙江”。浙商们将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小省，奇迹般地推进万亿GDP省市“俱乐部”。
如此铺天盖地，全省皆商，新浙商无疑要总结他们的文化，归纳出数条“浙商商道”：比方经济欲望强烈，能忍辱负重，为了经商赚钱，什么都能忍受，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滴水穿石，坚韧执著，吃苦耐劳，耐得住寂寞。甚至还提炼出“四千精神”：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遍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这些都是大路货的套话，放到全国任何一家商会，他们也会觉得是在说他。晋商、徽商事实比浙商还更能吃苦。
浙商真正属于他们独特的商道，说白了是抱团打拼、协作致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善用地缘、学缘、资源、血缘、亲缘，用好了都是财源。
这种中国传统商帮所遗留下来的抱团意识，被新浙商充分利用起来，将它们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我们看到，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江人，总是像密密麻麻群体出动的旅鼠，走到哪里都是一团。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车牌团、炒产权团……最新又传言：温州人又准备团体出动，要来“炒国企”了。
有人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的。这可见浙商“抱团精神”的效果。正是这个抱团炒天下，让中国人对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资的道德苛责与学术指责不绝于耳。有舆论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国内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种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加剧了社会经济与贫富差距，等等。
新浙商何以误入歧途
不夸张地说，浙商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掠夺精神”。比方说，浙江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浙江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浙江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浙江嘉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市场。
假使有人认为用“抱团加掠夺”来定义新浙商有失公允，用“旅鼠群体出动”来描画他们过于艺术化，根据市场的天生平等，社会对资本本来就不应作过高的道德要求，那么，退一步看，道德之外，在契约的层次，浙商在事实的商业操作上，问题同样累如危卵。
事实最能说明问题，2010年5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以服装、制鞋工厂为例，意大利人开办的工厂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浙商在意大利开办的工厂或作坊只雇用中国大陆人，有的工厂一天工作16小时，甚至20小时，有的车工趴在缝纫机台板上睡着了。浙商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令意大利工厂难以招架。一位浙商说，我们一天的产量就抵得上他们两天，意大利企业的员工工资是每月1000欧元，但浙商发给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500欧元。久而久之，浙商这种用“时间挣金钱”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行业协会的抵制。
有专家批判浙商言论，从这里深入到了本质，他们甚至将外省一些企业压榨工人、行贿舞弊官、商勾结、制造假冒伪劣等行为，也归结为“‘学浙江’的恶果”，因为他们带坏了头；并认为是“温州式的廉而劣生产方式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浙江商人简直成了中国“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的奸商代表。
近年来，陆续被媒体曝光的黑幕，有台州市三门县企业家杨某醉酒驾车导致4死6伤案；舟山富豪毛某携卷亿元资金逃往国外；温州市平阳县李某在山西大同的煤矿发生矿难后，不积极组织抢险，却立即封住井口。正因为“旅鼠群体”既坏制度，又坏道德，所以《中国青年报》这样说：“2008年迪拜房市温州商人被套资金30多亿元，山西煤改浙商损失150亿元，即使吃了大亏，栽了跟头，还没有人同情。由此可见浙商的社会形象之差。”
如果说，以上是社会层面，是浙商的“国内国外”问题，那么，深入内部“家里家外”问题也同样严重。浙江省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说：近六成“富二代”不愿意接班的事实说明，部分浙商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集中在如何赚钱上，鲜有时间照顾家庭与子女教育，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子女教育失败。
内外交困，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十面埋伏，一名叫张洪石的人由此总结：“不少浙商缺少战略远见，只关注眼前利益得失”。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社会转型期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加剧或激化社会矛盾。”
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辉煌正当时的新浙商如此问题丛集？
遗憾正是，浙商作为中国新兴商会的代表并没有转型成功，而依然还停留在商帮阶段。
我们知道，商帮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会则是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两者有着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商帮事实都已经死去，因为它们都已失去生存的土壤。今天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体制，这需要产生成熟的商会，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它有四个明显法律特征：公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但落后的商帮，依然在强调地域性和亲缘性，它最鲜明的表现是抱团意识，以地缘和血缘来取代市场的理性与平等。新浙商以抱团名闻中国，市场的理性与平等无人提及，足以表明它至今仍停留在商帮阶段。今天社会，依然做商帮，虽然短时期可见迅速成效，但因支撑它成功的元素落后腐朽，最后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将它导入歧途。今天的端倪，让我们看到的是暴发速肥旅鼠模样，这怎么也难以赢得社会敬意。
大爱造就大商人
在分析晋商一文中，我将浙商顺利演变成现代经济，归结为“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这是说优点，但少有人想过，这同样是缺点。更深层的问题，正出在江浙文化上。拿前面说过的徽商、闽商做比较，徽商儒贾合一，他们的家国理想，通过经济手段体现出来，闽商开放，他们是“热眼向洋闯世界”，以海洋文明精神来向地球村传播中华文化。浙商呢，历史上也是有的。比方以“四象、八牛、三十二条金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南浔丝商，孙中山的革命经费绝大部分都由他们筹集捐赠，南浔丝商后来成为江浙财团的中坚力量，作为蒋介石在财政上的主要支柱。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处，也设在湖州会馆。但今天的浙商，无疑只剩下一匝匝钱：资本是人格化的资本，人格是资本化的人格。当人格与资本融合为一，就经济而论，无疑是成功，对社会而言，对具体的人而言，它无疑是在酝酿危机。
抱团、掠夺、商帮化、去道德化、人格资本化、无社会理想、内外交困，等等。决定新浙商在商会建设上无法为中国商会作出表率。
要弄明白其中究竟，最好以湘商与浙商来比较。两地都曾一度称雄中国，但文化性格差异明显：江浙文化相对开放，湖湘文化相对保守；江浙文化相对温婉而细腻，湖湘文化则相对粗犷而豪放。难说高下，算各有特色。但湖南一度盖过浙江，有史为证。在“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时代，湖南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数个第一人：提倡学习西方第一人的魏源、开创洋务运动第一人的曾国藩、出使西方第一人的郭嵩焘、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无公则无民国的共和第一元勋黄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第一人毛泽东，等等。有人会问，湖南这些人物为什么成功？因为血脉中流淌湖湘的义。这种义，起点在利，升华点在爱。如果没有大爱天下的情怀，一地会有无数小成，难有一个大成。纯粹实业，难以成就，因为商业有界，大爱无边。湖南人用大爱天下的情怀，为中国与人类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伟大业绩，因此被历史铭记。
今天处在经济时代，湘商实力还无法与浙商并论。2010年前后，湖南从官方到民间，向江浙学习经商办大业，已成为全省上下的热潮，新闻报章随处可见。这个货币论英雄的时代，浙商掌控北门锁钥，风头正盛，这是事实。但从没听过新浙商来湖南取经的。这是一种商业傲慢，还是一种缺乏理想的短视？不得而知。但无论是老商帮的浙商，还是新商会中的浙商，他们中是否已经或者也可以产生为今天中国与人类作出贡献的人物来呢？恕我孤陋，不得而知，可想而知。
今天技术理性时代，我们也没必要象王贻运那样意气，仍说浙江是“湘水余波”。我们只是想善意地提醒新浙商：一斤重的旅鼠凭肉眼能看出是旅鼠，一吨重的旅鼠何尝又变大象了？ {:6_134:}弄潮经济的产物。 {:6_167:}浙商的歧途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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