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回见，我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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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苹芳老人在家门口送别访客。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5月16日晚，徐苹芳高烧、虚脱，紧急入院抢救。
入院第二天，他嘱咐儿子徐昂，“回家拿书，还要写东西”。病床上的徐苹芳，瘦得腮帮深陷。
19日，徐昂鼓励父亲，“回头你再把稿子好好写完”。老人靠在枕头上，来回摇头。“来不及了。”
当天下午，徐苹芳昏迷。家人终究没能叫醒他。旧城与人，都在流逝。
明天10时，徐苹芳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大厅举行。
徐苹芳
性别：男
籍贯：山东招远
终年：81岁
去世时间：2011年5月2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住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九条
生前身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留声
“在利欲驱动下，**，惟利是图，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百零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北京为例，在北京旧城的内城之内，把公元一二六七年（元至元四年）兴建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以‘推平头’的方式成片铲平。我们再三呼吁说明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和世界都城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似乎未被当局所重视。”
——2003年《城记》研讨会上，徐苹芳发言。
【寄语】
徐老曾跟我说，在《城记》的基础上，要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历史，补上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至一九五○年的第一阶段，再补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的第三阶段。把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事迹，以及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劣迹，都如实写出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历史是无情的，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向历史做个交代。徐老逝世后的这些天，我的心里始终回荡着他的这句话，这是他对我的最后嘱托了，我这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王军
城与人
开发商要拆旧城，请他帮忙“说好话”，他说“那可不成”。
旧城还能继续拆吗？胡同里拆迁许可证不重新审批？对开发商网开一面？表决时睁一眼闭一眼？
“不成，那可不成！”徐苹芳直来直去，斩钉截铁。
在所有尊重历史、热爱北京旧城的人们心中，考古专家徐苹芳是北京城的“保护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最忠心的捍卫者。
上世纪末，城市建设开发步伐加快，北京旧城遭受又一轮肆虐。本世纪初，随着政府逐渐加强旧城范围内的拆建审批，徐苹芳、谢辰生、罗哲文、郑孝燮等文保、规划专家组成的“十人小组”（北京古都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对旧城改造项目严格论证。
一边，开发商的商业利润数以亿计，一边，北京旧城的胡同四合院岌岌可危。拆与不拆，专家举手落手间，影响着旧城建筑的去留和居民的命运。
徐苹芳的家一度宾客盈门。一天，客人走后，徐苹芳对家人说，“这样的人，以后就别让他进门了”。2007年，徐苹芳力保文保区东四八条，拆迁令撤销之际，开发商屡次上门拜访，向徐苹芳求情，说他们“吃大亏了”，想让徐老去找政府和媒体“帮说好话”，“我说不出那样的话。”徐老说。
徐苹芳从不搞“鉴定”。“有人托人想让他给鉴定”。徐苹芳都回复来者，“我是搞考古的，要鉴定你找别人吧”。
鼓与呼
“他那么热爱北京城”，旧城每遭破坏，对他都是切肤之痛。
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是徐苹芳的忘年交。两人的第一次交流，是在北京的公交车上。
“当时不太挤，还有一个座儿”。王军回忆，“徐老居然要给我让座。”
那时，王军已发表了关于保护困境中的三峡文物等颇具影响力的调查报告。“徐老给了我许多鼓励。谈到三峡的文物保护，他十分着急，因为保护经费不落实，工程部门在未对三峡文物作全面调查之前，就要求作保护经费的限额规划，所列资金如同杯水车薪”。
“写得好”、“要多写一写”，十几年过去，已出版《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著作的王军，仍像学生一样回忆那次“公交车之旅”。“我那时还是个小毛孩儿，这么大的学者，那样鼓励我！”
徐苹芳对于王军这个后生的评价是：“作者遵循了历史学的基本通则，讲的都是史实，没有虚浮之辞。也没有过多地讲自己的意见，摆出史实，让读者自己判断是非，作为一个记者来写这本书，持这样的态度，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王军说，徐苹芳先生晚年，每次说起北京城保护种种，“总那么着急，像梁思成先生一样”。“他那么热爱北京城，做这样的工作，很受折磨”，旧城每遭破坏，对他都是“挖肉扒皮”，切肤之痛。
父与子
身患癌症期间，每天仍手不释卷，入院后还要拿书、写东西。
从事考古的人，常年出差，下田野。
儿子徐昂印象里，父亲永远在工作。80岁还亲赴野外踏勘考古现场，一直坚持下工地。
徐昂的童年，对父亲的印象停留在“文革”初期。徐苹芳主持元大都遗址的勘察和发掘，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徐昂忘不了父亲的老式自行车。父亲常骑着自行车，六七岁的他坐在后座。父子俩一路，从东四九条小院骑到西直门附近的挖掘工地。“我在边上玩，父亲忙他的考古，一下子最起码半天儿”。
渐渐地，徐苹芳变成了“徐老”，可自行车依然是“老伙计”。去年病情加重前，老先生都还是骑车去理发、办事。大家都劝，快80了，别再骑自行车了。但他说，“这个方便，还不堵车”。
2004年，父亲被查出患鼻咽癌，徐昂说，这病一直只有母亲徐保善、他和妹妹徐燕红知道。2010年，癌细胞转移、扩散。父亲日渐消瘦。“但工作还是每天都做，消耗太大”。
每次访客临别，徐老都会一直送到门外，站在红漆门旁，微微驼着背，摆手说，“回见，回见”。古铜色的皮肤，灰蓝的上衣，在被拆了一截的东四九条胡同里，微笑着看客人走远。
接着，他回到书房，重新拿起那本书，继续刚才的思绪。
■ 对话
本报记者多次采访徐苹芳，整理出部分此前没有见报的内容。
谈古建
新京报：您多年来旧城保护的心得？
徐苹芳：得坚持。不能一看到困难，就心想“算了”。稍微一软，古建被拆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论直言
新京报：您是政府聘请的专家，却经常公开指出政府工作不足。
徐苹芳：保护古都风貌和遗存是我的职责，一生的事业。我不说谎话，当着市长的面我该说还是要说。
新京报：说“不好听”的话，会不会对您带来影响？
徐苹芳：顶多就是不找我开会听意见了，我还做我的研究工作，生活不受影响。
看利益
新京报：有没有面临过文物保护与利益的选择？
徐苹芳：没有，我没有利益。我虽然是政府聘请的专家，但是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工资。我说这个项目不好，你（政府）不能不发给我工资，我说好，你（政府）也没有奖励。
逝者，记忆的文字，生命之印痕。
电话：67106710
邮箱：shizheban@sina.com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荟<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6_167:}北京城 {:6_134:}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 {:6_134:}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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