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改革开放面临深层次考验
2011年5月19日，中国保险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本届保险学术年会的主题为“价值·创新·社会责任——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表示，伴随着中国的人均GDP迈过4000美元大关，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多方面深层次考验。传统增长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文字实录如下：
徐林：“十二五”，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2010年底，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美元衡量，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大概是4400美元左右。用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阶段迈进。“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水平也会突破50%。我估计按一年一个点判断，大概是53%。如果再快一些，也许会接近55%。在这样一个阶段，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家做过专门的比较研究，这样的阶段是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开始增加，结构升级的要求开始加大。这个阶段是否可以顺利的实现过渡？对我们未来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到2020年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到2050年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非常关键。
这里有一张图，其中说到一些国家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后所经历的不同路径。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新加坡、韩国，过了4000美元这条线之后，他们发展的路径是比较顺利的，也比较陡峭。说明，比较短的时候通过社会的变革、结构的升级，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进程。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巴西、泰国，比较长时间的在这个阶段徘徊，没有迈过人均1万美元的这道坎。为什么呢？发展经济学家有过一些总结，叫中等收入陷制。一些国家迈入中等收入之后就陷在那里，没有出来。没有出来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制度的变革跟不上，结构的升级也跟不上。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水平不能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儿童不提高，所以发展的速度总是在徘徊，甚至出现阶段性的回覆、倒退。我们现在恰恰进入这个阶段，中国的未来是否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呢？这和我们采取的制度改革、发展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考虑“十二五”规划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二）传统增长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从我们的增长模式来看，从改革开放到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年均是9.8%左右。在同期和任何一个国家来比，中国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媲美的。从过去来看，我们增长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还是令人注目，也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多问题一直在不断的积累。增长模式受到挑战这样的话题，我记得编制十一五规划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规划司工作，保监会请我讲“十一五”规划的编制，我同样讲到这个问题，五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改善。
我列了几个方面：1、内、外需关系失衡；2、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发展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消耗、环境破坏都非常的严峻。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现在面临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力的价格最近在急速上涨。这就使得我们过去传统的、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大进大出增长模式越来越多的受到挑战，这类增长模式未来的发展空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当前我们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就非常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
（三）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质量充满期待。
生活水平提高，过去老百姓关注的温饱问题解决，现在更多是对生活质量充满期待。现在存在的问题，恰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密切相关。比如你的就业是不是足够的多？这涉及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你的教育水平、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的质量怎么样？也事关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要为自己的小孩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大学操心，你肯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质量很高，你不会觉得你有很高的幸福感，但这样的事很高。发改委过去有点权利，我们可以在周边的学校，跟他建立一个协议学校，今后我们的小孩可以在那边上学。但这种体制慢慢破裂，你没有这样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的时候，你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你就要想办法。这样的事越来越多，事一多了大家就烦燥。还有医疗，看病难还是不难？保障程度怎样？住房的问题也如此，尤其是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住房是我们很头痛的一件事。也许公司的各位朋友不在意，因为你们的收入比较高。但是，我们公务员住房是我们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像我这样当司长的人已经属于“既得利益者”，我过去享受了福利房。但新招来的公务员没有房子，1000个人里面挑1个，几百人里面挑1个考进来，每个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你要在外面租房子要2000-3000，他还能干什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境、食品安全的问题都不解决，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肯定不行。围绕这类问题，现在所引起的一些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现在党和国家政府领导人，越来越多出售干预这些领域的问题。
（四）改革开放面临的更深层次的考验。
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这些体制机制的问题不解决，要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难题。现在，立足体是日趋多元化，在一种利益格局形成并且固化的情况下，要进行任何一个新的改革，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那种改革不一样了。那时候的改革，用他们有些专家的话说，你做任何一项改革对所有人都可以带来好处，基本上不会有反对的声音，也不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协调。现在，要推进任何一项改革，有人受益也会有人利益受损。有些改革一动就会影响既得利益者，这时候社会矛盾、利益矛盾协调的难题就加大了。任何一项改革的推出现在感觉非常难，因为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复杂性，就是需要协调利益结构矛盾的地方更多了，所以决策更难了。
从我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来说，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0%多，这种依存度是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依存度在加深。中国现在是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现在很多事需要中国参与、需要中国发言。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G20的机制，G20，中国是其中很重要的成员，G20的机制甚至有可能制度化、长期化。但像这样一种需要中国越来越多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参与国际事务对全球秩序、全球经济发展和中国自身利益进行协调和维护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一些观念上，包括我们的官员在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上都不适应这种变化。有时候大家说，IMF总裁因为性侵犯的问题要下台，那中国人应该去坐这个位置。这个愿望非常好，但中国人坐这个位置，我们想想，这个为之所需要人的基本素质在中国国内能找出几个这样的人？实际上非常难。最近我在网上看，说原来中国银行朱副行长可能，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高级顾问，说有可能接，我觉得是记者带有民族自豪感的一种猜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要选总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我们中国人应对国际问题参与国际事务讨论方面能拿出的官员非常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深层次的一些制度性问题。 {:6_134:}关键在于国民如何享受到QDP增长的成果。 {:6_167:}十二五---------------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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