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徐武事件扑朔迷离 麻烦制造者一路坎坷
昔日武汉“诉坛三剑客”之一的武钢职工徐武，曾执着于维权打官司和上访。被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四年内，他两次出逃，都被抓回。舆论聚焦和官媒质疑，仍难助其“飞跃疯人院”□ 本刊记者 周凯莉 | 文
徐武一直是个“麻烦制造者”。这名武钢集团下属炼铁厂保卫
科的职工，热衷维权、上访，奔走于繁杂官司间，直至2006年被投入精神病院。
历时数年的“孤军奋战”中，徐武企图通过不断“自救”引起关注。他曾两度“飞跃疯人院”，一次北上，一次南下，但都没有找回他想要的自由。
2007年5月，徐武第一次从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的监护病房出逃，试图远赴北京上访。一个多月后，他被抓回，得到特殊看管的待遇。
2011年4月19日凌晨，徐武模仿电影里的一幕场景，用床单包住窗户的两根铁栏，再用木棍搅动床单，铁栏松开。他再次成功逃脱，奔向广州。
命运和这个执着的男子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2011年4月27日，出逃的第八天，徐武在广东南方电视台大院，被七名操着武汉口音的男子“掳走”。事后证实，这几名男子来自武汉警方和武钢。
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媒体齐聚武汉采访，“徐武事件”在网络上热极一时，以“精神病”为借口的维稳手段更成为争议焦点。
徐武事件看似迎来了转机，但事态的发展隐喻着另一种可能。截至本刊发稿时，武钢方面并未就“徐武事件”做出明确表态，徐武至今依然被困于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三楼的监护病房里。
飞跃“疯人院”，仿佛依旧是徐武的一个梦。
被抓回武汉之后
对徐武父母来说，儿子是“一块不能碰的伤疤”。
这对识字不多的老夫妇，每月领取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六层宿舍老楼里。周围的邻居，都是一起从厂里退休的同事。
作为一家副部级央企，武钢在湖北省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它是1949年后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更连续多年蝉联“最赚钱的鄂企”，并进入2010年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名单。粗略估算，20多万武钢退休和在职职工及其家属，占据了整个武汉市青山区常住人口的将近半数。
负责武钢一带治安的钢城公安分局，直到2003年1月，才根据国务院《关于抓紧做好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完成改制，由武钢集团划归武汉市公安局。
2006年12月30日，徐武父母就是在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及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不签就判刑”“工作都保不住”的压力下，在确认送儿子到精神病院治疗的文件上签了字。
多年来，“徐武被释放”的希望，就像一块够不着的糖果，在徐家两位老人面前晃来晃去。徐武出逃广州又被抓回武汉后，徐武“被精神病”事件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包括《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媒体连续数日报道此事。舆论纷纷质疑武钢和武汉警方滥施权力，之后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发出批评之声。
4月30日，武钢集团及钢城公安分局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徐武被抓回武汉是“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称徐武曾在2006年12月到北京“搞爆炸”，并最终被北京警方抓捕。
而徐武的父亲徐桂斌则强调，钢城公安分局所描述的“徐武涉嫌到北京搞爆炸”，是刑讯逼供和人为造假的结果。
5月3日晚10点多，连日来为就儿子出院到处奔走呼告的徐家父母“神秘消失”，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直到5月5日晚9点多，徐武父母才回到家中。
徐母龚莲芳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5月3日当晚，武钢退管办、钢城公安分局的六名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到“东湖附近”的一家宾馆。
龚莲芳描述，这几位工作人员一直“和颜悦色”地陪同他们，“吃饭的时候也在一起”。他们向徐武父母表示，只要他们“不见记者、不找律师，什么都可以谈，包括放徐武出来”。
武钢内部的一名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证实，当时武钢方面的确“安抚”了徐武父母，并说“可以随时见徐武，让徐武自己提条件，进行谈判”。
为证明“诚意”，武钢在5月3日和5月4日晚，两次安排徐武父母在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三楼病房和徐武见面。龚莲芳回忆说，每次见面都是一二十分钟，徐武的情绪非常低落，不愿意说话，手腕上还有红印。她怀疑，这是徐武被押回武汉时，“手铐铐的”。
每回会见结束临走时，徐武都会强调一句话：“一定要（让我）出去，要找人司法鉴定（精神病）。”
关于徐家和武钢进行“谈判”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5月6日，有媒体记者在徐家发现一张横栏A4纸，上面列着疑似徐家提出的七大“谈判”条件，包括恢复徐武名誉、提供精神赔偿、介绍工作及对象等。另一张纸上，则疑似武钢方面对徐家的回应，内容为要求徐武释放后不得有过激行为、禁止上访、厂方满足徐武调换工作等。
徐武家人在电话中向媒体记者证实，他们和武钢方面约定于5月6日当晚见面。徐家希望释放徐武，而对方答复“见了面再说”。
徐家似乎看到了徐武被释的希望，他们开始对媒体采访和外界提问保持沉默，并主动将电话切到不可接通状态。
事情在5月7日下午发生戏剧性变化。徐父徐桂斌拨通专事承办行政案件的知名律师袁裕来的电话，希望委托对方，就徐武案提出行政诉讼，要“救出徐武”。
5月7日下午5时左右，就“徐武父母与武钢进行秘密谈判”这一传言，徐父徐桂斌严词否认。他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从来没有谈判一说，更没有协议。”
徐桂斌承认，他确曾和武钢方面在5月6日晚进行会面，并提出在5月7日早晨9时释放徐武。武钢方面表示，“要考虑一下”。5月7日早晨，相关人士打来电话，“你不用来见徐武了。”
武汉当地的一名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5月5日，武汉市委政法委新闻发言人孙天文表态，“徐武事件不存在某些人说的‘被精神病’的问题”。此后，武钢曾召开由党委书记主持、各分厂厂长参加的一次吹风会。会上，武钢方面决定统一口径，认定“徐武不存在被精神病的事实”。
徐家和武钢之间的“谈判”到底存不存在，看起来扑朔迷离。而在此前后，关注徐武事件的媒体和舆论热度急速降温。而前往武汉采访徐武事件的记者们也陷入了困惑。徐武求助媒体未能改变境遇，一旦舆论销声匿迹，徐武的命运将更难预料。
广州被抓隐情
徐武从未放弃过“出去”的愿望。第二次逃脱后，他曾对着南方电视台的镜头说：“我不想回精神病院，也不想回武汉。我要在广州找一份工作，我喜欢南方。”
4月19日凌晨，徐武逃出精神病院时，带着他住院期间的全部“装备”——两只黑塑料袋，里面是一副象棋、笔记本、书、报纸和几件薄衣服。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诡异的流浪汉，里面穿着蓝白条病号服，外面罩着一件深色夹克，拉链坏了，露出脏兮兮的肚子。
这个“流浪汉”身上揣着十几块钱，兴冲冲地奔向高铁火车站。他是从精神病院的电视里知道，“武汉有一趟高铁，终点是木棉花开的广州。”
当然，他没能混进月台。在车站附近转悠了几个小时后，徐武坐上610公车，到汉口火车站附近寻找朋友黄志宏。在精神病院四年多的“治疗”后，徐武只记得黄志宏的手机号码了。2007年第一次逃脱时，他找的也是黄志宏。
黄志宏将徐武托付给了另一位朋友江一拍（化名）。4月20日，江一拍带着徐武乘火车到达广州。徐武开始向广州各大媒体投诉，称自己多年坚持上访，遭到前上司、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四年时间。
这短暂的七天，是徐武多年来最开心的日子。江一拍带着他买衣服、拍照、参加朋友聚会，一起喝酒、聊天，“从没把他当成精神病人”。一向不善言辞的徐武，则笑着跟大家讲述精神病院里的生活。他记得医院里所有医生、护士的名字。一个叫孙文（音）的男护士经常和徐武一起下象棋，还“喜欢悔棋”；一个姓侯的医生则和人私下议论，说“徐武根本没有精神病”。
4月26日，黄志宏致电江一拍，称当天下午3点多，武汉钢城公安分局的警察找到了他，追问徐武行踪。将近两个小时的“协商”后，黄志宏向钢城公安分局提出四个和徐武见面的条件——第一，双方不追究当年的纠纷；第二，给徐武恢复工资并给予一定的补偿；第三，给徐武调换工作岗位；第四，关于徐武和武钢的纠纷，要在法律框架里解决问题。
江一拍提出，要让徐武在接受媒体采访后，并完成司法鉴定，并且武钢方面接受媒体采访，对着镜头做下承诺后，才能让徐武和武钢见面“协商”。
武钢公安分局的人士答应了这一要求。在当时徐武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约定，“4月27日中午12点在南方电视台协商”。
事情发展阴差阳错。据黄志宏描述，4月27日11点多，江一拍致电黄志宏，询问武汉警方是否联系见面事宜。12点多，江一拍再次致电，黄志宏回复说对方尚未来电。到12点35分，钢城公安分局有关人士致电黄志宏。一个小时后，徐武被抓。
江一拍永远记得徐武被抓时的绝望。4月27日下午1时27分，徐武、江一拍和当天早上赶到广州的徐父徐桂斌录制完节目，吃完午饭，在南方电视台大院里打上一辆出租车。
在出租车调头的时候，坐在前排的江一拍看到，一个长着啤酒肚的男人和一个戴墨镜的中年人径直朝出租车走过来。其中一个人拉开出租车前门，将江一拍拉下座位，并夺走手机。另外一个人将后排左边的徐桂斌拖下车。
后排右座的徐武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就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牢牢扒住驾驶座的铁栏杆，其后赶到的三名男子“死也拽不出”他。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分钟，最后，三名男子中一人上了前排，另外两人分别挤进徐武的左边、右边。
南方电视台记者随后赶到，在争执中，扣留了其中一名男子送往广州当地派出所。后证实，该男子正是多次遭徐武举报的武钢炼铁厂保卫科科长全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警方在抓捕徐武的过程中，“的确使用了一些手段”。针对记者追问“这是否是钢城分局设下的一个圈套”，黄志宏表示，“不好乱说”。
武汉“诉坛三剑客”
大多数人只是震惊于徐武“飞跃疯人院”的事迹，而在武汉当地，关于他的前尘往事，也被屡屡提起。
2002年间，徐武、黄志宏、汪国强曾在当地报纸红极一时，被称为“诉坛三剑客”。
汪国强回忆，当年，他们三人常常在一起活动，向交管局、公安局、质监局等行政单位发起诉讼。每当其中一人的案子开庭，其余两人便会赶去助阵，充当“拉拉队”。
“诉坛三剑客”的职业并不相同。徐武是武钢炼铁厂保卫科的保安，黄志宏是一家消费者维权网站的负责人，汪国强则曾是武汉交通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三人中，徐武显得更为“另类”一些。他个子不高，平时不修边幅，不爱说话，不抽烟更很少喝酒，从未交过女朋友，只爱好打官司，几乎将所有的钱都花费在维权上。“只有讲到打官司，他才是眉飞色舞的”，汪国强记得，每回三人聚会时，徐武总会捧着报纸，唉声叹气，“社会怎么是这样的？”
徐武试图改变一些东西。他曾因买到假手机，状告质监局；因手机被抢，110出警慢了几分钟，而状告公安局；曾因劳动纠纷，状告劳动局⋯⋯一名知情人士笑言，“在武汉，几乎没有徐武没告过的行政单位。”
很多人不喜欢徐武。一位武钢内部的职工在给记者的邮件里写道：“徐武上访的内容都是一些很琐碎的小事。”她说，有一次，武钢炼铁厂为提高职工收入，鼓励职工接“外活儿”，但徐武去上访，导致此事泡汤，理由是“本厂职工不该利用公家机器赚私钱”。
黄志宏回忆，武钢炼铁厂为了“阻止”徐武无穷无尽的打官司、上访，将徐武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并安排他“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另外，为控制徐武行踪，武钢要求他每次都亲自去财务室领薪水。这也导致了后来的劳资纠纷，徐武为表示抗议，连续两年多都拒绝领取薪水。
2003年起，徐武开始将武钢告上法庭，理由是“同工不同酬”。汪国强曾协助他一起做这个案子。他感叹，“徐武太较真”，加班费、奖金、补贴，甚至蚊香、鞋帽手套等劳动福利，徐武都在诉状里一一标注。一审败诉、二审驳回，徐武均不接受调解，只要“公正判决”。
徐武在业余时间也常看一些专业书籍，但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并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其实，徐武的法律知识很有限，加上口才不够好，往往不能很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黄志宏说。但在武钢和当地政府看起来，徐武就是一个“刁民”，一个“麻烦制造者”。
2004年底，徐武组织材料到湖北省府陈情，被武钢炼铁厂厂长等人带回后，遭到一顿痛打。在黄志宏的印象里，徐武“根本不会打架”，逢事喜欢讲道理。
徐武被打急了。2006年12月，他只身北上，甚至带上了全部家当——6万多元钱存款。事情结果是，徐武被钢城公安分局派员接回并移交给炼铁厂保卫科。在徐武父母签字后，当年12月31日，徐被宣布“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送入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收治。
三份分别来自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检定所和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的诊断证明中，日期标注为2006年12月26日的一份司法鉴定文书，正是当年武钢第二职工医院“收治”徐武的依据。
汪国强曾两次去精神病院看望徐武。他记得，病房里有四张床位，当时徐武正在吃饭，“是素菜”，吃的药物则是治疗剂量的一半。临走时，徐武对汪国强说：“我要出去，继续打官司，我要做司法鉴定。”
2007年5月，徐武第一次逃跑。此后2008年11月，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再次对徐武做出鉴定。这份编号为“武精医鉴字0810257号”的文书全文约2000字，从病理学角度对徐武的“病情”做出了全面的判定。最终，武汉市精神病院鉴定认为，“徐武不能深入交谈，仍坚持（遭遇）司法不公”。同时，鉴定文书指出，徐武符合CCMD—3中“偏执型精神病”的诊断标准。这一次，鉴定机构的结论是——“继续住院”。
徐武出逃广州后，曾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做了门诊检查，接诊写下“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的诊断。正当他准备到相关权威机构做精神鉴定时，却被武汉来人“掳走”。
事实上，“诉坛三剑客”之一汪国强也曾遭遇“被精神病”。2006年初，他为帮助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向武汉市政府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状告武汉市监察局、司法局、法院、公安局“不作为”。此案后来不了了之。汪国强在武汉市公安局提交的一份答辩书中看到这样的表述——“汪国强有自恋型精神障碍，不适宜作为代理人”。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没有精神病）了。”黄志宏开玩笑说。
维稳的江湖
5月6日，湖北省当地的荆楚网发布消息称，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徐武事件，根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省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武钢进行调查。
但是，截至本刊发稿时，徐武依然被困于精神病院，湖北省尚未发布任何有关调查进展和结果的消息。
此前的4月28日，徐武在广州被抓的第二天，武钢荣获武汉市“首届十佳和谐企业”称号。武汉市总工会代表市政府，授予武钢“武汉市首届十佳和谐企业”奖牌和50万元奖金。
武汉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徐武事件“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他声称，湖北省正处于“维稳”的关键时刻，武钢高层也正处于“换血”时期，“不能出一点乱子”。
财新《新世纪》记者获悉，2008年，湖北省高级法院、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曾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处理上访行为的意见。
该意见称，“为维护正常信访秩序，依法打击处理涉访违法犯罪行为，借鉴外省的做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提出十条意见。其中根据上访的频率、严重程度，分为“警告”“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追究刑事责任”等。意见称，对在不恰当场合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不论是个访还是集体访，不论是否实施过激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2011年4月27日，“徐武事件”发生后，有网友给多位记者的微博、邮箱留言，提供“武汉被精神病的访民名单”，人数多达17人，其中多人已得到证实。
一名叫刘彩霞的女士，原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校工，因编制问题与校办工厂起纠纷，上访多次。从1991年开始，刘彩霞多次被送入武汉市花山医院治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从1991年开始，武汉江岸车辆厂原职工胡国红因与工厂纠纷，三次被当地派出所送入精神病院。第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后，胡国红曾逃脱一次。再次被抓时，他对医生说：“你们关不住我，我要想出去，飞都飞得出去。”
一份20年前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称，胡国红患有“精神分裂症”。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5日的“说明”则提到：程雪、胡国红今年不到北京，“街综治办撤离稳控人员，在此期间对胡国红不送精神病院”。
5月10日傍晚，徐武父亲徐桂斌致电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他们的“手机、电话均被监听”，徐家楼下徘徊着武钢方面的七个工作人员。末了，他在电话里大喊：“徐武永远都出不来了。”
人们不会忘记，4月19日，徐武在一个视频里，笑着说：“我是徐武啊，我刚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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