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的乒乓往事：差点当钳工 初战外国人敢施巧
徐寅生：乒乓往事有一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打球速度快，变化多，特别是发球时竟有那么多花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名将刘国璋。 烘烤乒乓球
1938年6月，我生在上海的一个平民之家，排行老八，是家里的“老疙瘩”。小时候日子过得很清苦，家里孩子多，常常揭不开锅。
7岁那年，我背着母亲亲手为我缝的小书包，迈进了浙江路
明惠小学的门槛。母亲生在农村，什么苦都能扛，唯一的希望就
是让我们念书，能成为有用的人。而我读书的代价，则是全家人
把勒紧的裤带再勒紧一些。
童年虽苦，旧社会虽乱，但苦孩子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点乐趣。我的小学是一座三层楼房，挤在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学校没有操场，也没有稍微像样的体育设备。下课后，大家只能跑到弄堂里，踢毽子、跳绳。在童年玩耍的天地里，最终能将我深深吸引住的是打起来“乒乓”作响的白色赛璐璐球。那时打乒乓球比不上现在，没有球台，就在水泥地上用粉笔或白灰画个长方框框，或者用砖垒起架子，门板往上一搁，就成了球桌。没有网子，就用两块碎砖架起一根竹竿。双方蹲在地上推来挡去，有时打出了高球还站起来抽杀，照样玩得兴高采烈。
那时候，谁要有一块像点样的球拍，或有一只新的乒乓球，是最得意不过的事了。而通常，我们几个把零花钱凑起来才能买只乒乓球，爱惜得不得了，打破了用胶布粘，踩瘪了用开水烫，让它复原。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凑足零花钱买了一只新球，一不小心把球踩瘪了，心疼极了，赶紧用开水烫，可是怎么也鼓不起来。我想可能是温度不够，于是捏着球贴着炉子烤。突然“呼”地一声，球着起火来，火苗蹿得老高，吓得我“哇”了一声赶紧把球扔掉。火球滚到墙角的杂物堆里，一下子把那里的东西点燃了。多亏我二哥闻声赶来，几脚把火踩灭了，才免遭一场火灾。 让人眼前一亮的乒乓球台
建国后的一个国庆夜，我四哥徐义生兴冲冲地领我到他们单位——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参加联欢会。四哥是公司的文体活跃分子，公司的乒乓球单打亚军。就在他领我走进公司俱乐部大厅的一刹那，我觉得眼前突然一亮，心咚咚直跳：一张墨绿色乒乓球台，在明亮的灯光下，台面闪闪发光。球台两端有人在挥拍打球，周围坐满了观看的人。球在木桌上往返跳跃的声音，是那样美妙悦耳。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想要是能每天都在这打球，该有多好！
四哥知道我喜欢打乒乓球，不久，他便带我到南京路上的精武体育会，看了一场乒乓球比赛。当时的精武体育会是私人办的体育组织，开展拳击、健身、举重、球类等活动，场地设备比较齐全，到这里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很多。那天晚上的比赛在永安公司和电话局之间进行，此战虽不是当时上海的最高水平，却也打得非常精彩，引来不少围观的人。其中有一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打球速度快，变化多，特别是发球时竟有那么多花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名将刘国璋。
那天晚上的比赛让我开了眼界，打球的兴致更高了，我开始千方百计找有乒乓球桌的地方打球。当时我已在大光中学读书，学校里有一张未油漆的球台，球网是木板制成的。虽然常在那里“摆大王”，但我仍觉得不过瘾。后来我发现我们弄堂后面的一家皮革工厂工会有一张乒乓球台，吸引了不少职工去打球。我先是混进去看，以后和传达室的老伯伯、打球的职工熟了，放了学就常去打球。
附近有一个叫姚剑平的青年，也常到皮革厂工会打球。他的球很刁，正反手都能发很转的球。有时他手腕一抖，送过来一个高球，等我要发力攻时，球拐了个大弯，让我扑了个空。那一阵子，我没少被他捉弄，却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如何使球产生各种旋转，特别是学会了手腕用力，懂得了击球落点的重要。 读到一条“大新闻”
1953年，我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国乒乓球队将第一次出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我的眼睛豁然一亮：乒乓球打好了可以当国家选手，可以出国参加世界比赛，以前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是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20届世乒赛，由王传耀、姜永宁、冯国浩等组成的中国男队排名世界甲级队第10，由孙梅英、李麟书为主的中国女队，排名乙级队第3名。在单打比赛中，中国队男女选手无一人能闯过第三轮。
此战虽成绩平平，但中国队出征的消息却深深激荡着我的心。我开始向往成为一名国家乒乓球选手。对乒乓球，也从“玩”到有了追求。
心里有了奋斗目标，打球的劲头更足了。上海工人文化宫，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是打擂台，先胜三分的算赢，赢的人做擂主，输了的下去排队再上。上台攻擂的必须自备球，和所有来这里打球的人一样，我兜里也要揣着球。我因为水平高，经常做擂主，所以球倒是不愁，愁的是我比别人少一样东西。到工人文化宫活动，必须是工人，有工会会员证才行。好在看门的人心肠软，只要求求情，他就会放我进去。后来我托人弄到一张证明，上面注着“工会会员证待发”，也就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工人文化宫了。
当时上海的乒乓球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有不少私人开设的乒乓球房，只要花钱就能租到台子打球。那时我像一匹野马，往一切可以打球、可以同高手过招的地方钻。由于技术不错，常有人邀我打，不用自己花钱。与各色各样的人打球，我接触了五花八门的打法，每当我看到名手过招或与高手对阵，我都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品味各种来球的感觉。
当我练就了小有威力的直拍近台快攻之后，就开始有人来邀我参加各种球队，参加各种比赛。我曾被选上上海学生代表队，参加市里的集训，一直打到当时水平较高的晓光队。当时有一些资本家，愿意出钱组织球队。他们花钱租球台，给队员发运动衣，比赛完了还请吃夜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出钱组个球队完全是出于对乒乓球的喜爱，最多也是当个领队，出出风头。
那时我几乎天天晚上出去比赛，常常打到半夜三更才回家。由于我沉湎于打球，学习成绩骤降，引起了家中的不安。当年引我入门的四哥，也不得不出来规劝。有一天，我在乒乓球房比赛，正打得带劲儿，四哥硬要拽我回家，俩人差点动手。 与洋人初次交手
由于成绩差，我没考上高中，被分配到上海航空技工学校学习。上了技校我就很少打球，但成为一名乒乓国手，对我始终有强大的吸引力。
1956年4月中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干活，突然跑进来一位老师大声喊；“徐寅生。你快去市里报到，让你参加国际比赛”。学生参加国际比赛，这对学校来讲还是头一遭。我生怕误了比赛，赶紧向校方请假。
那次是欧洲劲旅罗马尼亚队访问上海，要和上海队进行友谊比赛。之前，只有印度乒乓球队在1952年来过中国。但世界高水平的乒乓球队来上海，还是第一次，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当时的上海好手有杨汉宏、刘国璋、薛伟初等人，而我将和他们一起迎战客队。事后我才得知，决定上场人选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人主张上老将，虽说难以取胜，但也不致输得太难看；另一些人主张上新手，从长远考虑，应该让年轻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有远见的上海市体委领导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从上海市工人队、市机关队中挑几员老将，再从学生队中选一些人，于是我被选上了。
主张用我的人，认为我的直拍快攻打得比较凶，善于对付横拍削球防守打法。尤其是我的发球技术好，再加上我比赛时不大怯场，于是寄希望于我能爆出个冷门。
比赛开始的那一天，体育馆门前人头攒动。在新雅饭店任职的老将杨汉宏以其独到的“大滑板”，把罗队名将哈拉斯托西拉下马来，为上海队赢得了可贵的一分。顿时让我队群情振奋，也使我信心大增。
我和甘特纳的单打，一开始我很紧张，和他对练了几个球之后，觉得对方并非想象中那样可怕，我很快进入了竞技状态。虽然我的一些好球赢得了观众不少的掌声，但毕竟战术变化少，基本功差，最后以0比2输了比赛。
下了场，市体委的同志一个劲儿夸我打得不错。陆汉俊教练更是笑盈盈地拉着我的手，叫我歇歇，准备下一场的男子双打。当时上海市男子双打冠军是陆汉俊和薛伟初。但在讨论上场名单时，陆汉俊执意推辞，热心推举我上。“我上场，不过风光一时。但是上海的乒乓球希望还是在青年人身上。”他的这番话令人难忘。
我和老大哥薛伟初以2比0赢了对手。比赛中，我用了一个平时训练中琢磨出来的新式发球，球落在台子后突然右拐，让雷特扑了个空。全场顿时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连裁判也笑出声来，站在一旁的甘特纳也忍不住捧腹大笑。雷特先是有点发愣，接着举起手来微笑着对我示意。表示赞赏这个球发得好。
第二天我与薛伟初战胜了另一对罗马尼亚选手。两场双打的胜利，使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让我认识到外国选手并不可怕，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戴上了大学校徽
与罗马尼亚队比赛后，回到学校，我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对当8级钳工的兴趣越来越小，对当一名国家选手的兴趣却越来越浓。
当时，全国只有两所体育学院培养乒乓球人才。一所是北京体育学院，那里培养出姜永宁、王传耀、孙梅英等第一代国手。另一所是广州体育学院，培养对象主要是广东人。上海虽也有一所体育学院，但不设乒乓球项目。我苦无深造机会。
与我有相同苦恼的还有杨瑞华，他的球技比我好，名气也大。他曾参加过全国比赛，获得单打第三名，并入选国家队，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后，他回到了原工作单位——上海汽轮机厂。他给我讲了不少国家队集训和参加东京世界锦标赛的情况。
杨瑞华眉飞色舞的介绍，让我既兴奋又懊悔。本来我也有参加第23届世乒赛的机会，当时我参加上海市的选拔比赛，用的是向别人借来的一块进口海绵球拍。正打在节骨眼上，拍子的主人要我还球拍，我不得不又向别人借了另一块球拍。因为性能差异很大，我打得一点不顺手，结果输掉了关键场次，最后没有被选上参加全国比赛，也失去了去东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机会。
杨瑞华回上海以后，也无心久留工厂，他也在寻找出路。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同广州体院联系了，那边同意收他。我听后很是羡慕，告诉他先行一步，以后我也争取去。不久，广州体院教练，我国第一代国手冯国浩专程来到上海，对我进行考核。我同他打了一阵，看得出来，他是满意的。
冯国浩来上海挑人的消息，被上海体委知道了。市体委很快决定，在上海体院增设乒乓球项目。上海体育有很好的基础，解放后发展很快，乒乓球水平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上海的人才岂能让广东挖走？那时杨瑞华已买好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他知道情况后，急忙退了车票。如果上海市体委晚一点决策，杨瑞华和我，可能就成为“上海广东人”了。
就这样，我和杨瑞华进了上海体院竞技指导科专修乒乓球。进了上海体院才知道，乒乓班专业的学员只有我、杨瑞华和池惠芳(女)三个人。以后又增加了王传耀的弟弟、直拍削球手王传祺等人。人虽不多，也算有男女队，打法上也有攻有守，球队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
除了打球，我们还要进行文化和理论学习。当时学院给我们设置的课程有语文、外语、生理解剖、运动医学及专项体育理论等。与文化理论课相比，倒是我们主修的乒乓球课显得缺乏系统性，不够规范。既没有教练，也没有一本教材，甚至连训练计划都没有。每天练什么，怎么练，练多长时间，准备达到什么效果，全由自己掌握。
同为正胶快攻打法的杨瑞华，由于在国家队集训过，知道一些比较正规的训练方法。听他介绍后，我们也开始制订训练计划。一个训练内容练下来，汗流浃背，十分辛苦。但由于没有教练督促，计划虽然订了，我们这几个打野球出身的却常常不照计划练，更多的时间还是自由发挥，计分比赛。
跟我比赛最多的是杨瑞华。有时他赢了我，就嘻嘻哈哈得意一番，气得我鼓鼓的。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赢回来。比赛是最好的斗智。斗来斗去，战术意识明显有了提高。
后来，国手杨开运回到上海老家，担任上海队的教练。从此，我们的训练走上正轨。每天的训练量很大，一天下来被折腾得疲劳不堪。经过一段苦练，技术、体力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看电影《暗无天日》
1958年3月，在上海市体育馆举行了包括京、津、沪、穗在内的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虽然这还称不上全国比赛，但由于荟萃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尖子，也是中国乒坛的一次龙虎斗。
九城市当中，以京、沪、穗水平最高，其中阵容最强大的是北京队。在1956年和1957年举行的两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男子单打前三名都是：冠军王传耀、亚军姜永宁、第三名庄家富。刚从香港回来的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在比赛中两次战胜了国内第一快攻手、世界第7号优秀选手王传耀，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在团体比赛中，我打得不错，赢了王传耀和容国团。可是在单打比赛中，我却出了一次洋相。单打比赛，我进入了前8名，将同太原的一个队员争前4名，如果赢了，下一轮的对手是王传耀。再赢就可能同容国团争夺冠军，形势对我很有利。由于团体赛成绩还不错，我的心气特别高。那天中午，我看了比赛日程表，见下午没有比赛，正巧大光明电影院上映新片子《暗无天日》，我便向杨开运教练请了假去看电影。正看得起劲时，影院的工作人员举起了一个亮灯的牌子，只见上面写着“徐寅生外出”。我知道情况不妙，连忙出去。见到专程来找我的人，才知道下午有比赛，是我看错了日程。我顿时惶恐不安，急忙跑到宿舍拿球拍，匆匆忙忙直奔赛场。待我赶到体育馆时，只听到裁判长在向全场广播，宣布我过时不到，作“弃权”论。我一屁股坐在场边，像闯了大祸，茫然不知所措。心想，刚才看的是《暗无天日》，现在轮到我暗无天日了。
第二天，《新民晚报》体育版上出现了醒目标题《看戏误比赛，徐寅生辜负众望》，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接着，我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有的批评言辞还非常激烈。我作了深刻的检讨，领队和教练也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帮我剖析出差错的原因。 战洋人敢施巧
1957年至1958年，境外乒乓球队来上海访问逐渐多了。在这一年中，我代表上海队先后同香港、澳门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队和匈牙利队打了几场友谊赛，战绩胜多负少，自己感觉到球艺在提高。
其中战胜了曾获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第三名的民主德国的席乃德、曾获欧洲锦标赛男单亚军的杰特维和匈牙利削球名将福尔迪。
和席乃德比赛的这天，体育馆里来了不少民主德国的观众，他们大多是在上海工作的专家。每当席乃德打出好球，他们就情不自禁地鼓掌，拉长声喊“呀——”。上海人称父亲为爷，上海话“爷”的发音与“呀”是一样的。一位俏皮的观众打趣说：“德国人真客气，他赢了一分球就喊侬一声‘爷’。”
我与福尔迪一直苦战到决胜局17平，关键时刻，我来了一个“佯放(短球)实攻”的假动作，福尔迪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心久战，接连失分。这个假动作是我从老一代运动员那儿学来的，曾听说香港名将薛绪初有此绝招。可惜的是我没有看过他打球。后来我到北京参加集训，亲眼见到老将王锡添也用过这种技术，于是我就模仿着练。
当时，国家集训队训练比较正规。见到这种以巧取胜，搞小动作、假动作的现象，往往有人予以非议，认为这是瞎胡闹。我也就只好背着教练偶尔偷偷地练。尽管不太熟练，由于比较自信，正好又抓住了时机，斗胆一用，竟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奇妙作用。 {:6_167:}元老 {:6_134:}初生牛犊不怕虎，虎啸一声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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