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防止“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庸俗化
■ 观察家如果在“纪念辛亥革命庆典”中附带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在社会效果上难免有庸俗化之嫌，从客观上也矮化了有关纪念活动的社会意义。
据报道，明年10月，辛亥革命将逢100周年。而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百年庆典“落户权”的争夺战在武汉、广州、南京、广东中山等热门候选城市之间展开。
作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自不待言。特别是在国家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国共两党寻找新合作模式的现实语境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还可以昭示中国人破除历史迷障和隔阂，持续不懈地追求国家现代性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观诸武汉、广州、南京、广东中山等城市对百年庆典落户权的争夺，当然能够感受到历史对于后人的强大召唤力、感受历史情结的延续，但也不免感受到地方经济和政绩渴求对于这场重大庆典的驱动力有多大：有争办城市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便公开表示，要为筹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庆典投资200多亿元，而记者粗略统计发现，最后用于申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直接投入不到4亿元，剩余196亿余元投资实则搞了城市建设；即使在庆典工程清单内，也有不少项目并非单纯纪念性工程，而属商贸、商业地产类项目。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熟稔的招商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本来最具品牌价值的人文富藏成了不少地方经济和政绩诉求的幌子，在过度开发的凿痕中面目全非，价值萎缩。
近年来，这种对真实人文的非理性开发甚至延伸到了神话、文学等虚拟人物和事件的“故里争夺”上。争夺不是为了人文精神遗产的广泛传播和代际传递，而是为了通过对某一人文产品的主权占有，实现经济和政绩上的跨进。从实质上说，对人文资源的争夺是非物质领域的“圈地运动”，其对于人文精神的杀伤力，不得不需要我们警觉。
因此，对于辛亥革命庆典落户权的争夺，难免不让人感到一些担忧。主办这场庆典的历史意义，完全有可能被现实的巨大利益所遮蔽：获得了庆典主办权，意味着申请财政拨款的几率大大增加，意味着大规模的新造城运动获得了合法而正当的理由，意味着风险持续扩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得到了规避渠道。将这些收益相加，意味着地方政府主导权限的扩大和抗风险能力的大大增强，当然，这都成了“政绩”。
但是，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是明摆着的———
其一是投资风险。辛亥革命庆典的举办只剩一年时间，很难想象，如果动辄投资达到数百亿元，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投资项目的设立、审核和动工是否会过于仓促？是否会出现决策质量下降和建设浪费的问题？用什么机制保证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其二是程序风险。主办庆典是否需要大规模操办，对牵涉部分市民的生活、工作的准备工作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公共事务。公共事务需要经过合法程序后，才能得到公众的全力支持。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的热情值得肯定，但是纪念辛亥革命这样一段严肃的历史，一些地方不计成本地投入到一场庆典的争夺战中，是否有些太不严肃？如果在“纪念辛亥革命庆典”中附带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在社会效果上难免有庸俗化之嫌，从客观上也矮化了有关纪念活动的社会意义。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话题摆到面前之时，实际上，如何纪念也成为了考验地方政府的历史课题。
□徐立凡（媒体人） {:6_159:} 被商业化的所谓庆典沾有铜臭，没有庄重感，少搞。 {:6_167:}为钱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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