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殃》书案”说几句话——转贴徐选礼：“《人殃》书案”二审实录

徐元尊

对“《人殃》书案”说几句话
——转贴徐选礼：“《人殃》书案”二审实录

    “《人殃》书案”，是我比照重庆“彭水诗案”杜撰的一个词，为的说话方便。这个案件海内外已广为人知，这里转贴《检察日报》记者徐选礼先生报道的此案二审实录。
庭审精彩，实录也写得精彩，如同看一篇情节紧凑的小说。几乎叫人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宁可怀疑这是作家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记者先生目击的一场当代文字狱的二审经过，完全真实，毫无虚构成分。
《人殃》这本书，犯了什么罪？它的作者何以吃官司？本人读过所能搜得的有关此案全部报道，看来原因也很简单，但始终搞不明白的是，原告方何以要抓住一本没有指名道姓的虚构小说“对号入座”，硬说书里的坏人就是自己，因而这本书“诽谤”了自己，一把揪住作者不依不饶？
本人曾经读过这本书，愿意说一下读后的印象。
《人殃》是多卷本长篇小说《大学的青史》第一部。作者涂怀章，是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同时，也是著名作家，写作界权威，在文学界，拥有众多的头衔。如今他已经退休。就我对作者的了解，他是完全够得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样一种称呼的文弱书生，他的笔墨，爱憎分明，充满智慧。我对于《人殃》这部著作的评价是正面的。它描写了一所大学在高层宣布结束“文革”以后，有人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新的口号下，继续推行极左路线，沿用“文革”派性斗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罗织罪名的整人手法，继续打击、迫害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可贵的是，书中的受害者——某大学的青年教师，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位维权意识觉醒、敢于斗智斗勇的知识勇士。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经过有理、有利、有力而又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保护了自己的人身安全，粉碎了小人们的种种阴谋，免除了后续更大的灾难。从文学的意义来说，它结束了伤痕文学哭哭啼啼的历史，开创了独立知识分子觉醒的新时期，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文学新人形象。从认识的意义来说，它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大学政治生态，表现了知识分子努力战胜自身的奴性与懦性，从附着于“皮”上的“毛”蜕化出来，成长为独立于天地之间的乔木。我以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新人形象，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因为，知识分子可以给权势提供思想与智慧资源，而不应该是权势的附庸。知识分子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是独立的思想者。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才真正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只有独立思想，才有原创。
想不到的是，这样一本内涵积极的书，竟引起了官司。一审判决被告涂怀章败诉，处拘役六个月。有趣的是，原、被告双方都不服判决，双方都提起上诉，于是有了这场二审。
这场历时有年尚未结束的审判，我以为，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法制史上留下划时代的一笔。试想，如果写小说被判有罪的恶例一开，文字冤狱岂不遍于国中，比之“文革”的民间政治揪斗岂不是更大的灾难！文革的民间政治揪斗毕竟没有法律效力，司法判决却是国家权力的强制行使，假如是一个作家写小说有罪的中国，对于今天的世界，将是一种怎样的影响？所以，这场官司，不是涂怀章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中国所有作家的大事，关乎中国当代文明前进还是倒退的大事。也因此，不仅中国大陆早已有庞大的涂怀章作家声援团，海外也出现了六十余人的涂怀章作家声援团。所以，涂怀章并不孤立。
一审判决有罪，是武昌区法院审理的。想来叫人寒心。武昌是推翻皇权专制的首义之地，中国人为追求民主、法制、**、自由而在这里打响第一枪。没想到百年后的21世纪，这个地方还会发生有史以来就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审判！中国我党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贯彻始终的一个中心诉求，就是争**、争民主、争自由。要不然，何以会有苏区的政权割据？何以会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独立武装的建立？何以会有白区的学生运动、重庆的《新华日报》？何以会有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并走向全国民主建政？难道萧瑟秋风今又是？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国民党丢掉江山，就因为蒋介石坚持独裁专制，不给我党人合法的民主权利。一百余年了，在号称共和国、人民政府的今天，作家为一本没有真实姓名的虚构小说，还要在法庭上如中世纪的文人倍受煎熬，说来真是叫人伤心！
我们仅凭一个现代公民的良知判断事理，无法理解，非真名实姓的虚构小说，何以能够成为诽谤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罪证”？法庭审判不是《红楼梦》研究。红学家可以细考清史，推论《红楼梦》里的谁是历史上的谁，一家之言，自圆其说，就可成立。学术研究的自由不会对任何人构成伤害。法律判决是科学，它的根据必须是事实。把虚构小说指为现实事实，这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指鹿为马”有什么区别？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写作、出版自由，是现代社会普世的价值观，是每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早已明载，且中国是联合国**宣言庄严的签字国。写在纸上的条文难道都不算数？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主持二审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决毕竟持有疑问，所以主张双方调解。从这里，也使人感觉到二审法院的两难：一边是法理，一边是权势，存在一个“选边”的问题。现实环境迫使法官以推动调解为上。这一点人们都能理解。如果二审宣判无罪，岂不叫人欢呼明镜高悬，法官，法院，司法，不就可以给公民们以更多的信心与信任！我们现在的疑问是：如果调解不能达成呢？法院怎么办？
写到这里，笔者也为原告着想，这场起诉大不明智。拿自己过去的老部下或者老同事写的一本虚构小说给自己对号入座，其实很傻。若要对号，为什么不去对号那些好人，却去对号那些坏人呢，这不是自毁形象是什么？从前的政治运动，中国的多数人都受到损害，只有少数人得利。许多的受害人，命都丢了，哪还有什么力量保护自己的名誉呢？《人殃》中描写的受害者，何其悲惨、可怜！你们为什么不能为书中这些受害者一洒同情之泪呢？人生苦短，蜗角争斗，绝对得不偿失。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再伟大的人物，再超大的权势，都是有限的。出生时哇哇啼哭，双拳握得紧紧，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手；大限来时，悬崖之上，不想撒手也得撒手，十指摊开，什么都不属于自己，什么也要不了了，有什么看不开呢？都有年纪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得放手时且放手，落一个与人为善的宽厚长者之名，不比纠缠于这场没有证据的起诉、因而不可能胜诉的官司愉快得多么！


小说《人殃》被诉诽谤案二审庭审纪实

检察日报记者
徐选礼


尽管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力量对比，几乎不成比例。涂怀章虽然孤单，却并不孤立。

2006年7月11日，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人殃》作者被诉诽谤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进行不公开审理。从早晨8点开始，闻讯而来的旁听者——作家、记者、双方当事人的亲属，就陆陆续续聚集在闷热难耐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等候开庭。然而，这些兴冲冲提前到来的听众，包括不远千里、百里赶来的媒体记者，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地方媒体的数十位记者，均被拒之门外。
半年前，2005年12月15日，武昌区法院一审，以《人殃》作者对13位自诉人构成诽谤为由，判作者拘役6个月。16日《楚天都市报》对此以头版通栏黑体大标题大篇幅予以报道，轩然大波因此而起。作家写小说犯罪，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人身自由何在？
二审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的理由依然是：涉及个人隐私。开庭前一天，记者通过检察日报社驻湖北记者站站长郭清君与该省高级人民法院交涉旁听事宜，结果被打了回票。
尽管正式申请旁听的渠道被堵死，但所有的记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一个成功和失败记者的区别，就在于能否突破封锁，获得独家新闻。一年前，轰动国内外的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受贿案，在深圳中院开庭前，法院选择了一个只有28个座位的最小的审判庭，有关方面只钦定4位本地媒体记者旁听。眼看到了功败垂成的最后关头，一根“稻草”出现了，前来旁听的一位朋友出现在法院门口，本人将他的旁听证“暂借”过来，气得把门的法警队长一愣一愣的。
武汉市中级法院的一号审判庭，是该院规模最大的庭，可容纳上千人，本地重特大案件均在此审理。武昌区法院一审判决后，自诉方和被告方都提出了上诉，双方都成为上诉人。自诉方觉得，涂怀章以写小说为借口，如此侮辱诽谤他们，仅仅被判拘役半年，处罚太轻。而涂怀章则认为，这个判决无异于当代文字狱，将一个作家因为写小说而判以诽谤罪，这不啻于千古奇冤。
该案一审判决出来后，国内外舆论大哗。武汉市作协首先发表声明：小说本无罪，《人殃》却遭殃，对法院的判决表示强烈不满：作家连人身自由都受到威胁，更遑论创作自由。紧跟着，就到了春节，国内多位名人发表评论声援作者，海外著名华人作家60余人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法院判决，呼吁中国保护作家创作自由的权利。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工人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时代信报等近两百家媒体纷纷对此案予以报道。充满吊诡的是，在台风中心的武汉媒体，自第一篇报道出笼以后，一直保持惊人的沉默。正所谓自家和尚做不了自家斋，明眼人一看就心中有数，当地媒体受到了当地某部门领导的特殊“关照”。

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力量对比简直不成比例。自诉方的阵营空前强大，包括武汉市委前宣传部长、市民政局前副局长、曾任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现任某学院副院长、市新闻出版局前书记兼局长。13位自诉人中，有湖北大学前副校长、校宣传部长。相形之下，另一方则几乎是单枪匹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过，涂怀章虽然孤单，却并不孤立，在他的身后，站着海内外浩浩荡荡的华人作家和无数正直敢于发声的文化人。常言道：人心是秤。互联网上浩如烟海的评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站在他一边，帮他说话的。
审理此案的二审法官，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双方的对立是如此决绝，无论怎么判决，都会有人不满意。而且，哪一方都“得罪”不起。从上诉到二审开庭，前后六个多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已经先后两次分别找双方调解。但因为双方的条件大相径庭，两次调解均告失败。
自诉方始终坚持多项条件：调解可以，但涂怀章必须认罪、登报道歉、赔偿金钱等等。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对涂怀章而言，不仅无异于声败名裂，而且，将给中国作家带来写没有真实人名地名的小说也能被判入狱的案例依据。涂怀章断然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
涂怀章有自己不能接受的理由：士可杀，不可辱！姑且不论自己大学教授、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身份，即使从捍卫一个作家创作权利的角度出发，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创作小说而认罪。否则，尊严何在，自由何在，天理何在？有权者可以强行判罪，但作家自己绝不可能认罪。他有底线，不会拿广大作家的安全做交易。
于是，二审开庭审理，就成为必然。

今天庭审非比寻常，全程录音录相，高层法院派员并请相关部门领导现场观摩。

法庭对人和物的控制十分严格。想进去旁听的人，足有上百号，不到法院上班的时间，就陆陆续续从省内外的各个地方，聚集到了武汉中级法院门口。尤其是那些作家和记者，早早就等在了法院门前的台阶和走廊上。
涂怀章生怕怠慢了远道而来的相识和不相识的客人，不断地向他们道谢，并接受他们的声援和安慰。九点过了一刻，陪伴他的作家提醒说：
“教授，开庭时间到了。你该进去了！”
涂教授看了看表，匆匆向簇拥着他的“粉丝”们告别。没承想，在只开了一扇大门的法院大厅正门门口，法警将他拦住了。
“今天我可是主角。你们不让我进去，这庭审就搞不成了。”涂教授一面向法警出示《出庭通知书》，一面幽了一默，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哄笑。
武汉法院今天显然如临大敌。维持秩序的，除了身着灰色法警制服的二十多号人外，还有十来个身着便衣的法官。第一关是安检，所有进去的人，都必须通过安全门。随身物品，则要放进竖卧在大楼内的棺材式的X光机里，逐一透视检查。其实，由于是不公开审理，能够进去的旁听人员寥寥无几。
涂教授今天显然作过充分准备，他肩上挎的装材料的黑色尼龙包，看上去至少有十多斤重，沉甸甸的。
他被允许带一名亲属，但是，在通过安检以后，他对其夫人说：“喏，你有高血压、冠心病，不能进去！”涂教授的夫人留在了门口。本人立刻请求陪同，经守在门旁的法官特许，跟了进去。
积多年法院采访之经验，法院除了自己人以外，不会允许他人拍照、录音、录相。因此，打头天晚上开始，本人就改变了职业行头，比如，将摄影包换成了小公文包。即将进法庭前，又从公文包里掏出数码相机，交给朋友保管。一切收拾停当以后，这才尾随涂教授，向法院戒备森严的门口走去。
尽管如此，还是遇到了麻烦。公文包通过光机透视之后，法警却要开包检查。我拉开公文包拉链，负责检查的法警的脑袋，几乎要伸进公文包里面去。其实，那里面除了采访本、案卷材料以外，就只有一个电子名片簿。法警逐一检查后正欲放行，却见本人手里握有大半瓶矿泉水，说：“水，不能带进去。”说完，从本人手中接过矿泉水瓶，转身放进储物柜。
然而，这并没有完。就在记者跟随涂教授，在法官的引导下，穿过宽敞的大厅，走进第3审判庭，还没有来得及落座，后面匆匆跑来一位女法警，叫本人交出相机。
本人大惑：“哪里有照相机？”
法警指称：“在你的包里。”
本人实在按捺不住，一面将公文包拉链拉开，一面冒火道：“——胡扯！哪来的照相机？！你看，你看！”
女法警眼尖，一眼就从公文包里发现了 “嫌疑犯”。
“那是什么？”
“哪跟哪呀？”我哭笑不得，从包里拿出“相机嫌疑犯”——电子名片簿，说：“这是照相机么？你倒是给我照张相看看？”

如果万一法庭当庭宣判罪名成立，强行将他戴上手铐铐走，他的“后盾”将按照事前的计划：“将判决内幕向全世界公开。”

3号庭很小，全部加起来，不到40个坐位。刚走进去，以为武汉法院又出奇招，以庭小为由，限制旁听公众。殊不知原来是一场误会。今天的庭审，仍然安排在一号庭进行。所以先进3号庭，是因为一号庭安装有监控设备，法官先要找一个没有监控设备的地方，向双方当事人交待庭审时的注意事项。
今天庭审非比寻常，全程录音录相，据说有最高人民法院、省高院、宣传文艺部门派员现场观摩。说是现场观摩，其实，领导们是在九楼的电子监控室里观看。作为现场指挥和观摩者，这种安排是再妥贴不过的了。现场所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自己又可以自由行动，喝水，交流观感。
3号庭与一号庭之间，仅仅隔着不到三米宽的过道。审判长交待完毕，开庭时间也就到了。
在法警的引导下，涂怀章一步步走到整个“V”字型法庭的底部，走向法庭中央上诉人的坐位。看来，涂怀章意识到自己代表的是中国作家形象，他正在走进历史，似乎有意调整了一下走路的姿势，令人想到他平时走进课堂给学生讲课时的样子，从容不迫，昂首挺胸，步子轻快适度。
据我的观察，当涂怀章在法警的跟随下，穿越空旷的大厅，快要走到属于自己的座位前，可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从空荡荡的法庭穹顶，窗户、座椅，向他袭来，不易觉察地打了一个寒颤。以他的渊博知识，他一定知道，这个位置，通常是给重大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分子准备的。一年前，巨骗牟其中就曾坐在这里，接受法律的审判。许多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就是从这里走向刑场。自然，也不都是走向刑场，也有侥幸的，“咔嚓”一声，双手戴铐，走进监狱。
今天，出席法庭的人，无论是主审法官，另一方上诉人，还是律师，或是旁听席上的听众，谁都可以俯视他。而他，则要仰视法庭上的任何一个人。谁坐在这个位置上，即使是精神再健全的人，都会感到压抑，感到无助，感到透不过气来。
台上，法官的右手方向，坐着来势汹汹怒不可遏的9位原审自诉人以及4位暗藏杀机的代理律师，涂怀章的两位身着黑色律师袍的辩护律师则坐在法官的左手边。此时，涂教授可能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的背后有坚强可靠的后盾——众多的作家、学者朋友和群众中的志愿者。如果万一法庭当庭宣判诽谤罪名成立，强行将他戴上手铐铐走，他的“后盾”将按照事前的计划：“将判决内幕向全世界公开。”
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2005年8月16日武昌区法院的那次庭审中，陪他出庭的是他的妻子。虽说是个妇道人家，但多年在粮食局工作，毕竟见过不少世面。当涂怀章据理而力争，辩称自己的作品是虚构的小说，书生气地尝试着给法官讲起码的逻辑知识和文学原理时，胡忆肖怒斥道：“我们不听你上课！” 十多名原告及其律师群起而攻之，声浪很高，范际燕还猛拍了椅子。一人难敌四手，涂怀章面对的可是十几个厉害角色。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候，另一张桌子也愤怒地咆哮了一下。他略显富态的妻子早就忍耐不住，当即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啪”地一声巨响，对手们的威风荡然无存。主审女法官当即喝斥道：“这是法庭！”
面对女法官的偏颇，涂妻斩钉截铁地反击：“他拍得，我拍得！”
今天的二审是在武汉中级法院进行，防卫偏颇的担忧已成多余。庭审前，审判长在给涂怀章交待庭审方法时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不会像原审一样，大家一齐上。而是采取一对一，即每次只安排一个原告与涂辩论。这样一来，涂怀章的精神压力，就减轻了一半，至少不用担心再出现原审时的围攻场面。

二审法庭调查，双方激辩寸步不让，助理男审判员巧妙参战

法庭调查开始，13位自诉人中，有一名已经亡故，二审到庭的只有9位。3位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由委托律师代理。
按照程序规定，一位女助理审判员首先宣读原审判决书。为节省时间，审判长要求上诉人提供新的证据及事实。然后，再组织双方质证，询问和答辩。
涂的两位辩护律师，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两位教授均显示出相当深厚的法学素养。当自诉人陈述被诽谤和被侮辱的事实完毕，轮到一位辩护人发问时，他不动声色地开口：“请问，你的姓名，与小说中的名字，有什么关联？比如：是谐音，是引申、还是变形？”
因为一审判决书以被告利用谐音、引申和名字变形锁定自诉人为理由，判决“可以推知”小说作者构成对特定人的诽谤。其实，所谓谐音锁定之说，在13位自诉人中仅只有两位。就这两位，也还存在相当多的疑问。比如：高金华对号的是小说人物戈基发；董海琴对号董小倩；江秀荣对号斯雯，胡忆肖对号蒙引已；范际燕对号蒲若腾；龚国润对号苟国员；皇甫鸥对号欧阳瑞洪；李春鉴对号曲一剑。熊春凤所对号的是小说中的“办公室干事”，书中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高金华第一个回答说：“是谐音。高金华，谐音戈基发。”
涂怀章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证人常某在证言中说，小说为人物取名戈基发，是骂人俗称狗鸡巴，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的别名、绰号或者曾用名叫狗鸡巴！”
高金华当即抗议：“这是明目张胆的骂人！”
涂怀章辩解道：“这话不是我说的，我是复述原审判决书里的话。”
一场关于名字谐音的纠纷，就此拉开了法庭激烈争讼的序幕。
董海琴诉称：自己的姓名和小说中的人物名，仅仅只有一个半字的区别。琴和倩，两个字的声旁相同。
涂怀章辩称：小说里写的是一位俄罗斯女人，而董海琴没有俄罗斯血统，籍贯和年龄也不同。
江秀荣：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小说《人殃》中的斯雯写的是我。一位姓谌的老师说，斯雯者，思念文振庭也，说我跟文老师有不正当关系。涂怀章，我曾经是你的老师，你也有女儿、母亲，你怎么能这样刻毒？”说罢，江秀荣大放悲声。
涂怀章说：江秀荣不应该用这种方式骗取法官同情。小说中斯雯的经历，除“担任教工支部书记”与其相似外，其他截然不同。并掏出一份新的证明材料大声念了一遍，江的一位33年的邻居、也是中文系教师证明江秀荣毕业于东北师大，与小说人物毫无共同之处。
武昌区法院的原审判决，采信了一位对被告方极为不利的证人证言，该证言称：“凡是看过该书的人，都认为写的是湖北大学。”涂怀章当即向法庭出示一份证人证言。同样是湖北大学的教师，同样看了该小说的牟子文老师证实：“该小说写的根本不是湖北大学，也无法得出对自诉人进行诽谤的结论。”
胡忆肖、范际燕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姓名与小说人物名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
涂怀章的辩护律师没有问熊春凤和龚国润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因为熊春凤在小说中就没有对号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而龚国润则存在谐音嫌疑。
坐在审判长右手的男法官显然不愿放过证明原审被告有罪的证据，他问熊春凤：“你们中文系办公室，当时有几位干事？”
熊春凤答：“只有我一个。”
还是这位审判员，又问龚国润：“你的姓名与书中的姓名有什么联系？”
龚国润：“苟和龚谐音。国字相同。员，在古汉语里，与润同音。”（注：经查字典，“润”的读音为run，“员”在古汉语里读yun，声母不同。）
这位男审判员，尽管问话不多，但抛开了姓名、地点、经历等必要前提，单摘某点相似细节，因而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十几位自诉人中，仅有范际燕与小说人物的出生日期相同，于是，轮到范际燕出场的时候，他就发问：“请问你的出生日期？”
“1936年5月1日”。因为小说里蒲若腾的生日，正是这一天。
涂怀章辩称：设计人物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取“五·一”劳动节为生日，属于文学创作的“附随性想象”，而艺术形象的家庭传奇和帮会枪战以及浪漫情节与自诉人根本不同。
每个自诉人的指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说作者“锁定”自己然后“捏造”。涂怀章最有力的武器则是“艺术规律”：没有法律规定小说不能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下午，那位男审判员比上午有所收敛。

三位出庭的证人，姿态各异，上诉人巧使刹手锏

第一个出庭做证的证人，是年已古稀满头华发但却精神鑺铄的湖北大学老教师牟子文。他说：“小说《人殃》我读了两遍，根本就不是写的湖北大学。发生在文革中的许多典型事件，《人殃》都没有涉及，比如：在湖大组织批斗市委书记辛甫同志的造反派首领范际燕，还在露天电影场主持过全校两千多人的大会。教师陈贤春说过一句话：“解放军是打不倒的，陈（再道）司令员是打不倒的，谁能打倒，我给谁磕五个响头。”范际燕手握话筒一脚将陈老师踹倒：“现在，陈大麻子揪出来了，你不是说要磕五个响头吗？！”说罢，按住陈老师的头，“嘭嘭嘭嘭嘭”，硬是在地上磕了五个响头，全校两千多师生亲眼所见，我就在场，谁不晓得？！”
听得牟子文当着法庭掀自己的老底，湖北大学前副校长范际燕哪里还能坐得住，一个劲地抗议，两人居然在法庭上争吵起来。主审法官挥起法槌，“当”的一下，以示警告。男助理审判员随即含而不露地“将”了牟老师一军：“请问，文革时，你是什么派？”
牟子文老师思索了一下，看来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答是造反派，则有同流合污之嫌；答是保皇派，则显然与范际燕在历史上就有矛盾，那么，他所作的不利于范际燕的证据，就难以被采信。牟老师答非所问地说：“我什么派也不是，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轻易跳过了陷阱，令发问的法官大失所望。
坐在自诉人位置上的涂怀呈，与涂怀章自20多年前的那场审查起，两人就形同陌路。涂怀章的《人殃》发表后，他的省诗词学会顾问已经被取消，与他分居七年的妻子，跟他办了离婚手续。看到听到牟子文竟然为涂怀章出庭作证，说什么《人殃》写的不是湖北大学，涂怀呈早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当庭念了书中的大段描写来论证《人殃》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比如：小说中的大扬江羊骡湾，他认为是武汉附近的阳逻，还有文革造反派游行时的红旗大楼。“请问这写的是不是武汉？”
牟子文老师反击道：“我又不是造反派，没去过红旗大楼游行，我怎么知道？！”其隐含的意思是，你在文革时是造反派，自然清楚。
涂怀呈哑然。
第二个出庭作证的是湖北大学副教授张金煌。
涂怀章的辩护律师首先就给其一个下马威：“请问证人，你是什么时候调到湖北大学来的？”
张答：“1980年。我与涂怀呈是诗友……”
小说《人殃》写的是1977年之前的事，而这位证人3年以后才调到该单位。他的证明显然不足为凭。被告律师这样看似简单的一句问话，就将这位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给彻底否定了。
主审法官问：“你与涂怀章过去是否认识？”
张金煌答：“我与涂怀章先生从来不认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不信可以问他。”
涂怀章说：“我不认识张金煌先生，的确是第一次见到。但我很奇怪：他写的证词说：涂怀章一贯以名学者自居，不知有何根据？还有，你刚才说与涂怀呈是诗友，请问，什么是诗友？”
张金煌说：“诗友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写诗，是涂怀呈叫我来的。”接着他说，有一位朱先生讲小说中有个人物是写自己。
涂怀章说：朱先生没有起诉我。再说，朱先生与你有什么关系？
张金煌哑口无言。
最后出庭作证的证人，是湖北大学前副校长赵敬钊。对涂怀章最沉重的一击，就来自于这位证人。
赵敬钊说：“我是湖北大学常委、副校长，我和范际燕和涂怀章关系都很好。涂怀章叫他夫人亲自送书到我家里，我看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我可以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写的是真实的。”
面对这样的证人证言，涂怀章的辩护律师几乎无力招架。只有用赵与范际燕同僚为官，其证据有失偏颇来为涂解脱。
涂怀章自己的辩解，开始显得有些苍白：“我和赵敬钊的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但没有矛盾。因为他和徐章煌校长住隔壁，徐章煌是个好同志，给徐校长送书时，我老伴提醒说：他的隔壁有位当过副校长的老赵，不送不好。于是，顺便送了一本。”
说到这里，涂怀章突然话锋一转，使出了一个令出庭作证的赵敬钊悔断肠子的刹手锏：“文革后期到你对号的那段时间，你因为乱搞男女关系，正在接受审查。你是生物系的教师，当时还没有入党，怎么知道中文系党内的情况？你后来才当了几天副校长，上午，范际燕说与你关系很好，你这是跑来作伪证！”
赵副校长没有想到涂怀章隐藏了这样厉害的一招，竟然在法庭上揭露其难以面对的羞耻，打出杀伤力极强的“炮弹”。赵只能说“你这是对我的污辱……”，脸色非常难看地退庭。

作家云集门前打探结果，胡忆肖庭外遭遇尴尬

作家、记者，涂怀章的铁杆粉丝们，一直守候在中院大门外。在整天的议论中，他们感到自己正投入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必须维护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决策，捍卫作家的创作自由，必须让人们认识到，用判刑对待艺术创作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法庭庭审一结束，里面的人刚走出来，全都一窝蜂似的飞上去打探消息。胡忆肖打里面出来，像是得胜回朝，满脸喜气。那些早已守候在门外的人们，不由得拥上去，七嘴八舌：当庭宣判结果了吗？涂怀章现在怎么样了？
胡忆肖答非所问地尖着嗓子说：“涂怀章诡辩说，他写的是小说。我说他写的不是小说。1957年，我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小说？笑话？！他写的那些东西，能叫小说吗？我是中国作家，我有资格说他那写的不是小说。”
哪晓得武汉赫赫有名的作家王仁昌就站在他身旁，这位长篇小说《风流巨贾》（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在全国播映）的作者，怪而问之：“请问您尊姓大名？”
“姓胡，名忆肖，我是资深作家！”
王仁昌想了半天，满脸疑惑：“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名字？”
王仁昌的话音刚落，周围轰然大笑。
一会儿，涂怀章走出法院向大家招手致意，作家朋友们围上去。这时，人们已知道，二审没有宣布结果。审判长说：调解的大门继续向双方敞开，休庭！

    ……                                写于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