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寄庼：温籍上海金融界巨子

徐卫

　　徐寄庼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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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寄庼(左一)与友人黄式苏、刘赞文、张云雷、刘景晨、陈守庸摄于上海。图片来自《鹿城历史文化名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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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寄庼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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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寄庼著作《最近上海金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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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寄庼发表在《商业月报》上的《上海的商业》。

　　温州网讯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活跃于近代上海的温州人不仅有知识群体，还有温州商人和金融家，其中，徐寄庼是在外温州人的杰出代表。他是民国时期中国知名的金融家、上海商会的领导人、经济学家。1947年《工商新闻》第12期工商界人物志专栏就刊发了《金融领袖徐寄庼的生平》，1948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入选的温州人有徐寄庼和马星野。他的传记载入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的《中华民国史》。
　　创办主持《银行周报》
　　中国最早的金融刊物
　　徐寄庼(1882-1956)，原名徐陈冕，字寄庼，以字行，永嘉城区人。
　　1897年，他与黄群同考县学，1904年与黄群同赴日本，自费入读东京弘文书院，再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习金融。1905年夏，归国返温州，与黄群、吴钟镕一起向温处道建议成立温处学务分处，获得批准，在该处管理部任副主任。1908年，任温州师范学堂监学。
　　1912年，他应黄群邀请，在上海办《时事新报》。晚年的徐寄庼在撰《敬乡楼诗·跋》时回顾说：当时黄群“奔走南北，锐意政治，余受其命，在沪办《时事新报》。”当年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参加会议的各报代表约30余人，上海代表中有代表《时事新报》的徐寄庼和代表《新闻报》的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汪汉溪。后来汪汉溪病逝于上海，徐寄庼有挽联：“廿余年代表舆论，志不党，道不偏，作柱东南，沧海求遗珠，差幸盈阶多玉树；十阅月久染沉疴，医无灵，卜无效，返魂泉壌，吾宗失梁木，追寻故剑痛人琴。”
　　1917年，徐寄庼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担任副经理，与张嘉璈等人共同创办《银行周报》，后接任社务主持人之职。《银行周报》资料丰富，记载翔实，统计完备，很快成为了上海银行公会机关报。
　　周报创刊时，借上海中国银行一席地为编辑室，借时事新报社的房间作为发行部。1925年12月，周报总编辑病逝，徐寄庼提议组织周报委员会，集体主持报务工作。委员会自1925年成立至1950年，贯穿于《银行周报》发展的整个历程。徐寄庼连任五届周报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轮值主席。他在周报上陆续发表大量文章，并在周报创办10周年、20周年、30周年之时，分别撰写了《十年来之本报》《忽忽二十年》《勉本报三十周年纪念序》，回顾办报历程，检查办报主张的实现情况。
　　《银行周报》连续发行了33年，直到1950年3月停刊，每周发行一期，共出版34卷1635期，从未间断。周报的出版发行，为上海华资银行逐步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上海金融界适应市场需求开拓新业务，乃至对推动中国金融业的良性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金融界贡献极多。周报还是近代中国发行最早的金融专业刊物，受其影响，北京创办《银行月刊》、上海创办《钱业月报》，汉口创办《银行杂志》。
　　徐寄庼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好学不倦，勤于读书、思考和写作。他最早编写的一本书是《日本语典》，印行时间是1923年2月，署“永嘉松台山人编”，由上海《银行周报》社、商务印书馆代售发行。
　　曾代理中央银行总裁
　　兼任多家银行董事、董事长
　　在浙江兴业银行，徐寄庼先任该行上海分行经理，总行成立后，任总行协理、办事董事、常务董事，后来担任董事长，在该行服务了35年。创立于1907年的浙江兴业银行，秉承“振兴实业”的宗旨，在支持和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进行多样化经营，也壮大了自己，成为中国金融“南三行”之首。
　　1923年，徐寄庼以兴业银行总行协理兼任总司库，当选董事后又以办事董事兼任总司库，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必须十足，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社会，银行业务必将有所进展。当时所有的银行都不愿意多拿现金作准备金，认为这样会减少运用资金，削弱实力，影响业务发展，因此发行的钞票均以现金四成、债券六成作抵，唯独浙兴开始发行钞票准备金100%为现金。结果，浙兴的社会信誉增进，大大推动了业务发展，连续几年存款额占全国大银行的第一位，进入了建行以来的鼎盛时期。
　　1932年年初，徐寄庼曾一度担任中央银行代总裁。中央银行1928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央行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总裁。徐寄庼任央行监事会监事。1931年，蒋介石通电下野，宋子文也跟着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特派徐寄庼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代理总裁职务。在就职典礼上，国民政府特派监视员黄汉梁财长致词说：徐先生在金融界、在社会上声誉卓著，人人所晓得的，现在担任副裁的职务，和诸位理监事共同负责，兄弟相信将来一定有良好的结果，不负政府委托及社会热诚希望云云。不到一个月时间，宋子文再任财政部长，徐寄庼被免去中央银行副总裁代总裁，任央行监事。
　　徐寄庼还曾经参与创立上海银行公会，曾兼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垦业银行董事、通易信托公司董事、商务印书馆董事、大夏大学校董，兼任温州商业银行、瓯海实业银行董事长。
　　长期担任上海市商会领袖
　　杜月笙曾任其副手
　　在上海这一商业中心，徐寄庼是一位精明的经济家，业内认为他“凡所经营，均能于困难中有进展”，因此他得到了上海商界各方的推重，曾长时期担任上海市商会的领袖。
　　1929年，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后，对上海商人团体着手进行登记和调查，登记表明，全市商人团体共有261个。国民政府相继出台《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所有的公所、行会以及会馆之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立同业公会。1930年6月，上海全市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改组成立170个同业公会，上海市商会也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新商会，会议选举市商会执监委员，通过《上海市商会章程》。170个同业公会推出346名代表，10个商店推出23名代表，共369名代表，实际出席代表270余人。
　　7月1日，全体执监委员宣誓就职后，即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徐寄庼以11票居首位，当选为主席委员。但徐寄庼即席请求辞职。后市商会和推派代表登门挽留均无效，乃选举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主席，徐是五位常务委员之一。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徐寄庼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副主席，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等职，主持上海市商会工作，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1941年3月移居香港，在港主持上海市商会会务。1942年春返沪，日军胁迫他出山主持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他称病拒绝伪职。
　　1946年，徐寄庼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常务监事是著名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另一位温州人叶溯中为商会理事。同年徐寄庼又当选为上海市参议会副议长，同时兼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徐寄庼曾担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
　　抗战胜利后，民心思和。徐寄庼加强了对商业经济尤其是上海商业发展实践的研究，这从1947年《商业月报》的徐寄庼演讲稿《上海的商业》中，可见一斑。他认为：商业是社会进化的一支原动力，人类生活愈进步，社会愈完备，商业便愈繁复茂盛，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世界中，一个国家是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商业，才可以生存的。
　　1948年，徐寄庼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5月，蒋介石约他到吴淞口外海军基地，鼓动他随同逃往台湾，他以身体行动不便加以拒绝。
　　家国情怀促成“高陶事件”
　　牵线杜月笙面见蒋介石
　　徐寄庼热心公益事业，曾经兼任上海市政府仲裁委员、全国红十字会理事等，又特别关注家乡建设。
　　1918年1月，来往温沪两地的著名的普济轮失事，沉没吴淞江口外的海上，温州籍乘客死伤惨重。徐寄庼作为温州旅沪同乡会副会长，积极奔走，是被推举向招商局交涉的几位主要温州人之一。同年，他积极参与筹划基金，在上海南市康衢路拓地，建设温州会馆。1930年，曾参与主持同乡会会务，先后在八仙桥及亚尔培路明德里设办事处。直到1949年，徐寄庼还担任温州旅沪同乡会的名誉理事长，那年他还带头为同乡会建置经费捐款一千元。
　　1919年7月，永嘉新学会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今温州中学)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捐助新学会的有10位温州人，身在上海的他是其中的捐助人之一。1928年5月，温籍画家张红薇、郑曼青书画展览会在上海举办，他亲自前往参观并定件。1947年6月，徐寄庼与马公愚等人发起在崇农中学举办筹募基金名人书画展。
　　1941年4月，温州发生严重的米荒，自杀者日多。温州旅沪同乡会组织成立永嘉米荒救济委员会，推举徐寄庼担任主席，开展各项救济活动，至5月26日，旅沪同乡会历次汇温救济米荒经费已达20万元。
　　而著名的“高陶事件”也与他的努力促成分不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乐清人高宗武受特殊指派，负责对日情报工作，高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秘密奔走，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1939年，黄群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与徐寄庼商议，设法使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徐寄庼认为除了在香港的杜月笙之外，别无他人有此能力。徐寄庼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由徐寄庼牵线联系杜月笙，再由杜月笙与黄群同赴重庆，两人分别面见蒋介石，这在蒋介石日记中有记录，可以说，徐寄庼、黄群共同促成了“高陶事件”的发生。
　　徐寄庼对金融业的学术探讨
　　与其他银行家相比较，徐寄庼是金融界的文化人，一大特色是长期关注并研究金融业的发展，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表新的理论文章与出版著述，以求讨论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研究论述近代币制改革
　　讨论中国近代的币制改革问题，是他早年研究的一个重点。1919年，徐寄庼在《银行周报》上发表《论英龙洋同一市价即为统一国币之先声》的文章，主张全面落实1919年6月11日上海钱业公会取消墨西哥鹰洋行市的决议，以为将来建立全国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创造条件。不久，他又发表《论旧币改铸新币之必要》，主张回收繁杂的旧银币，将之改铸成《国币条例》规定的新银币。同年12月，他又撰文建议统一货币，提出了三个实行方案，引起并赢得了金融界同行的高度关注。
　　同样也是在1919年，为满足银币流通的需要，徐寄庼倡议在上海添设造币分厂，以弥补南京造币分厂生产能力的不足，增加上海市面上新铸国币的供应。这一倡议得到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响应，该会呈请政府施行。第二年，上海金融界又以上海是全国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为理由，通过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多次呈请政府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央造币厂，为建立全国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创造条件。徐寄庼为之多方努力，并于1924年发表了《私拟上海造币厂厂务监理会章程》。多年以后，中央造币厂终于在上海建立。
　　徐寄庼还发表了《论推行新银辅币之动机》，主张利用国际银价上涨的时机，在上海推行十进位制的新银辅币，淘汰庞杂的旧银辅币；发表《废两改元当先自废汇划银始》，主张在废两(银两)改元(银元)之前，先废除上海汇划银的票据结算方式。这些主张的提出和实现是符合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和世界金融制度的发展潮流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自1914年在银行工作开始，徐寄庼即注意搜集收藏各种金银铜币，坚持了20年。1934年2月，徐寄庼考虑到民国政府下令实行“废两改元”，旧币将不得流通，并绝迹于国内，于是自印刊行了《近代泉币拓本》一书，将所藏近代泉币200余种拓印成册，分上下两卷。1936年5月，他又依前例为本书补遗一册，拓印泉币增至近300种。他在序中说，编刊拓本不仅只是与诸同好赏玩，更是为研究货币沿革史提供参考，“虽所藏不富，而精者固已略备矣”。
　　三版《最近上海金融史》
　　徐寄庼对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是编辑并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勤于思考的他，长年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不断变动中的现实，并且以学者的态度加以分析探讨。
　　1926年11月，徐寄庼编《最近上海金融史》在上海印行。该书行销海内外，颇受读者欢迎。徐寄庼是编辑者兼发行人。银行周报总编辑戴霭庐作序。全书共12章。介绍上海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储蓄会及各种金融社团情况，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几次变动也有所叙述。
　　1929年1月，该书增改再版，徐寄庼用半年时间，将全书扩展增改为16章37节。增改本，体例仍旧，材料倍之。卷首有张嘉璈序。《商业月报》1929年第5期介绍增改本时，综述有六方面的特色。1929年6月上海《申报》上，多日均有此书广告。
　　1930年2月，徐寄庼又编辑有《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附刊》，收入1928年度上海中外各银行的营业报告。1932年12月，《最近上海金融史》经过再次增补修改，出版第三版，全书扩展为22章。页数大幅递增，从初版本235页到增改本517页，直至三版本上册702页，下册410页。
　　该书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1934年，吴承禧在当时权威的《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上发表长篇评述说：这是一部“一千一百余页，都五十余万言”的巨著。“因为著者徐寄庼先生是国内有数的银行界先进，所以本书对于上海金融史的叙述，确是颇多精彩之处；而本书自民国十五年秋初版问世以来，迄去冬已销三版之多，流行之广，可想而知。”
　　徐寄庼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研究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货币金融史的必读书籍。继台北学海出版社于1970年10月影印该书初版本之后，1978年香港存萃学社编集“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还将该书初版本及附刊影印收入，由大东图书公司出版，出版说明中认为该书“为研究本时期中国金融状况最称完备之参考资料”。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第四编，即据该书增改本第三版影印收入。2009年，该书又被影印收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丛刊》。

徐玉杰

宗亲发贴辛苦了，谢谢分享！
徐氏宗亲网太棒了！

徐晓夫

先人的成就，后人的动力。

徐华柱霍山

金融界先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