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技术革新者促成的中西艺术对话

徐卫

　在相对短暂的生涯中，徐悲鸿走过了从清末一个画祖先肖像的画家到一位沙龙油画家再到一位模范艺术家的路程，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
　　撰文：（英）迈克尔·苏立文
　　尽管一位中国的现代派画家向我表示过一种激进的年轻艺术家所共有的观点，即徐悲鸿使中国艺术的发展滞后了五十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徐悲鸿的有生之年，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他的奋斗、成功和失败，或许比其他任何艺术家的经验都更能影响中国20世纪绘画的历史。
　　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徐悲鸿1895 年出生于太湖西宜兴县屺亭桥镇。他的父亲徐达章是一个农民和广泛自修的艺术家，师从过任熊。徐悲鸿幼年时，父亲便开始教他绘画，少年时他即显出早慧的天赋。父子俩一起流浪江湖，靠画肖像艰难谋生。徐悲鸿也画祖先的肖像。他17岁娶妻后，便开始在宜兴县女子师范学校教图画课，以分担疾病缠身的父亲的重担，直到1914年父亲去世，他才动身赴上海寻找发展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年是艰苦的。当他把一幅马图送到审美书馆向高剑父兄弟二人请益时，一个瞬间的成功温暖了他，他们极力赞扬他的才能，但是最终却未能给他带来任何帮助。1915 年徐设法进入了震旦大学，开始学习法语，从徐家汇(002561,股吧)的传教士那里得到有关西方素描和油画的只言片语。大约有两年时间，他曾就读于上海美专。尽管后来他承认在那里工作过，却从未坦言做过刘海粟的学生。
　　之后，徐悲鸿被吸引到哈同的圈子中。赛拉斯·阿·哈同从沙逊仓库的夜间看门人，发迹成为地产大亨、鸦片商以及市议员。他支持学术性活动，常与他的欧亚混血的妻子罗迦陵，在他们位于静安寺路的巨大的爱丽园中，款待前来聚会的中国艺术家和鉴赏家。正是在那里，徐悲鸿结识了康有为，并获准观览他的私人艺术收藏。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蒋碧薇。在哈同夫人主持的为一所大学的一幢建筑物征集传说人物仓颉画像的竞赛中，徐悲鸿胜出。显然，他当时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徐悲鸿在爱丽园圈子中生活了将近两年，一心梦想着去巴黎。但是欧洲的战事正酣，于是靠哈同夫人和她的大管家姬觉弥的帮助，徐悲鸿与蒋碧薇于1917年5月起程赴东京。在东京的艺术画廊里，徐悲鸿消磨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在艺术书店中花去了大部分津贴，但是他并没有陷入任何一位日本画家的影响之中。到12月他的盘缠已告罄，他和夫人不得不打道回府。无论如何，他仍心驰神往于巴黎。
　　1918年，蔡元培邀请徐悲鸿担任他所创立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从那时起，徐悲鸿的未来便有了保障。这个热情的年轻爱国者，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时期学校的革命激情之中。他是最早承认中国美术如同文学一样需要革新的人之一。在为大学美术期刊创刊号所写的一篇《论中国绘画的改良》的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画学颓败已极。事实上七百年来一直在衰退（这可能是从东京狩野派画家那里拿来的观点）。为了使美术现代化，他激励艺术家“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听上去很像三十年前冈仓觉三为日本画运动制定的纲领，对此徐悲鸿在日本逗留期间肯定听说过。
　　1919年3月，由蔡元培允准给予一小笔定期生活津贴，姬觉弥允诺每月付给300元钱，于是徐悲鸿和蒋碧薇动身前往巴黎。在花了几个月时间进修法语之后，徐悲鸿进入了朱利安美术学院，随后又进入了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那里他打下了坚实的学院派基础，同时在卢浮宫和卢森堡临摹普吕东、德拉克罗瓦、委拉斯贵支和伦勃朗的作品，在日内瓦他也住过几个月。
　　他的奖学金花完以后（他从未收到过姬觉弥所允诺的津贴），被迫暂去柏林。那时恰逢德国战后通货膨胀的高峰时期，他到柏林后，拿法郎到黑市上去兑换。在夏洛滕堡的高等造型艺术学院，他在院长阿瑟·康普的指导下工作，同时还花了不少时间在柏林的动物园画狮子。1923年，他的奖学金恢复了，于是在柏林度过了20个月之后又回到了巴黎，重又在保守派画家达仰·布维瑞特老师的画室里学习。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取得了不少于9件作品入选官方沙龙展的成功。1925 年，他取道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获得一批报酬不菲的肖像定件。到达上海后，他举办了一个大型个人画展，从此声名大振。
　　享誉世界的理由
　　1926年6月，徐悲鸿返回欧洲，访问了巴黎、意大利和瑞士，并在布鲁塞尔临摹绘画。但由于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蒋碧薇不得不以5法郎一件的价格为卢浮宫的商店做刺绣。次年回国后，徐悲鸿加入了田汉所创办的历史短暂的南国艺术院，担任该院艺术系主任。1927年底，蔡元培聘请徐悲鸿出任南京新成立的中央大学的艺术系主任，而该系成为他在下一个十年艺术活动的根据地。
　　徐悲鸿从巴黎带回了他的导师达仰·布维瑞特的坚定信念——素描是绘画的基础。他的素描和油画技术是扎实的。他将这个标准传授给了他的许多学生。人们要求他作为肖像画家，而他喜欢月光下成组人体的浪漫构图，或者月下吹笛的少女。使徐志摩的《新月》创刊号增色不少的，是一幅由宠物狮陪伴的少女图，作为徐悲鸿另一种类型的绘画实例，它对于学生们具有灾难性的影响，这使他们太容易将多愁善感误认为真情实感。
　　徐悲鸿的浪漫主义反映出他沉浸其中的巴黎艺术世界。一次，达格内·卡特写道：“很容易看出他在哪里，长头发、丝绒外衣和飘垂的领带，那种超然的倦怠作风，以及流利的法语，都说明他在拉丁区。”但是1928年的南京没有“移居”过来的波希米亚人的空间。很快地，他脱去了丝绒外衣，画起了充满细节的中国英雄主题的人物油画，其中最雄心勃勃的作品是《田横五百士》。田横一直反抗秦朝，也同样坚定地拒绝臣服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徐悲鸿选择描画他引剑自刎之前辞别他的追随者们的那一刻（之后，他们也全体自杀）。尽管这一主题是中国的，他的处理方式却反映了19世纪晚期沙龙绘画的典型特征——杰出的构图以及这一戏剧性时刻真实情感的完全缺失。合乎规范的正确性所营造的同样的气氛，以及缺乏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形成了他后来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基调，诸如同样受到赞誉的1933年的《徯我后》。
　　此时，徐悲鸿已经再一次执起了他的中国毛笔，在画油画的同时，也画传统的中国画。他尝试将传统的笔墨技巧与他在巴黎所学来的写实性人物造型相结合，此种作风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1930 年创作的《九方皋》。它描绘传说中战国时期一位擅长相马的樵夫。据说，徐选择此题材是为了抗议政府拒绝从普通百姓中起用人才（这可能是他的崇拜者所作的背离事实的解释，因为那时他仍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是第一件显示出他画马的娴熟技巧的大型作品，从中他发展出了一种样式，而且后来成为他享誉世界的理由。
　　1930年，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蒋与张道藩关系暧昧，而徐悲鸿则日益关注他的学生孙多慈，对于孙不凡的天资，他似乎独具慧眼。如果那时徐悲鸿即与蒋碧薇分手，他们可能省去许多年的紧张与焦虑，但他们的婚姻正如事实上那样，又蹒跚地走过了十五年。1943 年在重庆，就在他们离婚之前，蒋碧薇报复性地举办了一次她的藏品展，其中包括35件她丈夫画马的作品。见过他画马的人告诉我，那些马是以一种流水作业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摊开一打纸，在上面先画颈、再画头，然后画鬃毛。蒋碧薇的展览对他的声誉所造成的损害，至少在严肃的艺术家眼中是很严重的。
　　1933年徐悲鸿再赴欧洲，随身带去他本人的、高氏兄弟的、张大千的和张善的绘画作品，他举办展览并巡展于巴黎、柏林、罗马、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在苏联画家和雕塑家中他交了许多朋友，最后经由贯通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回国。
　　回到中国后，他和学生们在天目山和黄山进行教学和写生活动，之后旅行到广西。1937年他画了那幅著名的大幅桂林风景水墨习作，于是立即有人索求他的作品。1938年他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一起落脚于战时陪都重庆。翌年初，他携自己的作品赴新加坡义卖，以支援中国难民基金会。随后他赴印度，在那儿拜访了甘地和泰戈尔。他以中西合璧的风格为泰戈尔画肖像，那是他最成功的肖像画之一。在大吉岭期间，他完成了充满爱国热忱的大型构图《愚公移山》。这幅画极大地吸引了毛泽东，也帮助徐悲鸿在解放后实现了地位的提升。挥动着锄头的英雄般的人体，有着摆姿势的模特的外貌，事实上他们正是源自模特。模特中有几位印度人，他在大吉岭时曾画过他们的习作，他似乎从未想过这有什么不妥。作为一件艺术品，这幅画使人感到不舒服而且趣味索然。但在油画风景和少数肖像中，徐悲鸿能够画得率真和自然，最著名的是他为廖静文20岁当学生时所画的内涵丰富的习作。1943年，他与廖静文结婚。
　　1941年12月离开印度，徐悲鸿总算设法在日本人到达之前逃回了中国。1942年初，马来西亚被日军完全占领了。1942年6月他到达重庆时发现，他以前的学生吕斯百已经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取代了他的职务。他说服了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支持他筹建自己的中国美术学院，前来加盟的是一个忠诚的小组，包括油画家冯法祀和吴作人。
　　1944年徐悲鸿回到国立中央大学，两年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平国立艺专的校长。1949年春，几乎在北平刚刚解放之时，他就与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起被派往布拉格参加国际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且于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担当了显要的角色。此时他已经被公认为现实主义大师，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人选，他显然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实际权力掌握在这些机构的党组织的官员手中。他的最后一件油画，表现毛泽东被欢笑着的崇拜者们簇拥着，是以深受他的新保护人欢迎的那种浪漫的、色彩鲜亮的和毫无个性特征的风格创作的。此后不久，徐悲鸿犯了一次心脏病。到1953年初秋，他本已恢复得相当好，并能够担任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主席团成员，然而他在大会期间突发脑溢血，于9月26日去世。
　　崇高的典范
　　在相对短暂的生涯中，徐悲鸿走过了从清末一个画祖先肖像的画家到一位沙龙油画家再到一个我党政权下的模范艺术家的路程。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在艺术技巧和目的的严肃性方面为学生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人们一直这样认为，也应当这样认为，尽管他的技术革新对中西对话是一种贡献，然而他不是一流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不论是水墨画或是油画，少数风景画除外，很少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感，或者一种视觉的内在紧张感，甚或是一种愉悦的美感。他可能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一位忘我的教师，但是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说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绘画本身，他却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
　　此外，当徐悲鸿24岁来到西方时，对于1880年之后的欧洲绘画视而不见，也从没有再度审思过它们。与毕加索和马蒂斯同居于巴黎，他似乎对此完全漠视，对于更前卫的东西甚至更加仇视。1929年，他把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美展变成了猛烈攻击西方现代派的场合。在题为《惑》的文章中，他声称：雷诺阿俗、塞尚浮、马蒂斯劣。他认为“形式主义”的艺术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堕落；形式主义者坚持艺术不过是“艺术家思想的反映”，因而将艺术与生活分离。徐志摩与徐悲鸿争论，指出他把美等同于写实主义，而美存在于形式自身。徐悲鸿明显的无视，似乎是用心良苦的，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学生所需要的不是根基肤浅的现代派，而是西方技巧的坚实基础。他贡献了值得赞扬的东西，或许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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