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的人参 徐大椿《洄溪医案》

徐卫

费振钟　　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
我祖父在世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医不可以药试人；我父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医不用贵重药。听祖父说话，还在我十多岁初读医书时，听父亲说话，已在我成年终于并没有做医师后。这两句话，都大有深意，只是小时候不够懂，到能懂时又无意于医学了。我祖父和我父亲，虽然只是声名不出乡里的乡村医师，却也自能秉承中国医学一以贯之的伦理规范，说他们份属醇医，也不算标榜。
话说，徐大椿在苏州吴江做医师，他的医学声誉从江南远远传到北方京城，以至在第二次入京给皇室治病时，年老体弱，鞍马劳顿，不幸逝世京门。好在大师的著作差不多已经完成，一生的医学志业到此也可以作个总结了。所以，他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作为遗言，随他的棺榇返回故土洄溪。
18世纪中期，继叶天士和薛生白之后，徐大椿是中国江南又一座医学高峰。当时文坛领袖袁枚，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徐大椿医学的高深与卓越，在为徐大椿所作的传记里，袁枚关于这位医师的评价超过了一般医学专业范畴，从医学的伦理意义上给予高度认定。按照袁枚的期许，徐大椿的医学在“存活苍生”的伦理目标上具有更高的历史和人道价值。
作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儒医，徐大椿一生持有“为人生”的医学理想，这与他放弃入仕、隐于医道的个人选择有关，却也正与中国医学最宝贵的精神一脉相传。他原是兼有文学和其他多种才艺的人，但生在文字狱时代，其关注生民的政治愿望，最易切近的转向是医学，正是医学能够让他表达一种道义自觉。
考诸徐大椿留存的医学专著，有《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兰台轨范》、《伤寒类方》等十多种，但这些医学教科书，除了他在书前的自叙外，似乎很难直接说明徐大椿追求“活人之术”的医学境界，因此，重视细节的前皇家太史袁枚，对当日仅看到徐大椿几则医案，却未能完整阅读这位医学大家的全部记录，也深表遗憾。
《洄溪医案》一卷本，起初只有手抄本，由徐大椿的弟子金复村记录和保存，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才正式由王士雄刻版成书，这已在徐大椿去世80多年后了。19世纪后，徐大椿的医学影响还有多大，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确定，但在中国医学仍然遵循它的最高法则的时代，徐氏的医学实绩仍然为人所景仰和高度信任。同为医师的王士雄《洄溪医案》出版序言里说：“余读之如获鸿宝，虽秘本而方药不甚详，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设之伎，足以垂予鉴而活苍生。”如同当年袁枚期待的那样，在《洄溪医案》中，徐大椿通过他的记录，建立了自己足以传世的医学形象。但在我读来，这个形象恰恰并非依赖徐大椿的高超的个人技术，不是像袁枚所说“奇方异术”，也不是王士雄说的那种“神施鬼设之伎”，而是一种从疾病的对话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伦理品格。《洄溪医案》一百多个案例所记，其所显示出来的精华光亮之处，不在对那些疑难疾病的诊治，而在于对疾病所持的医学立场以及人生担当。知道这一点，就理解徐大椿书写医案时，为什么并不详细记录方药，他之所重，别有取义。
这就要说到“杀人的人参”了。我读《洄溪医案》，印象最深的是首篇以“中风”为主题的六份案例。作者的记录，似乎一开始便有意设构一组相似的疾病，对这类疾病使用人参药可能产生的医学伤害进行讨论。借助于这一疾病现象群的读解，徐大椿集中表达了自己关于人参方的严正立场。显而易见，反对人参作为必服的“补药”，是他需要申明的重要医学观点。根据徐大椿的个人观察，在使用人参为主药治疗的病人那里，往往导致疾病加重，甚至造成死亡。作为确凿的事实，他有充分理由，质疑和批判行之已久的“人参方”产生的谬误。作为一位以“生人”为职责的医师，他对“执一驭万”的时医们，使用人参“杀人无数”的医学现象，既义形于色、愤激难平，又充满了医道不存的历史悲伤。
在“人参”使用问题上，徐大椿的拒绝，与17、18世纪医学上的“古典派”和“温补”学派的对立密切相关。古典派承继和发扬伤寒知识传统，温补派则以明代赵献可为代表，以温补类方药对待所有疾病，所谓“执一二温补之方，通治万人之病”。古典派与温补派，可以归结为身体与疾病关系界定的差异，起初赵献可等人据南方人体质弱而倡导温补，但是不久这个学派便使医学陷入了一种伦理危机。从两方面简要地说，首先“温补派”的治疗方法，无论什么样的疾病，均以人参方治疗，这就为“以药试病”的庸医们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众多医师，相信人参对于疾病的身体有绝对的补能作用，夸大的人参方疗效，掩盖了他们医学能力的贫乏，不加分辨地使用人参方治病，成为医学上最恶性的“以药试病”，以至造成病人频繁地死亡，却无需负医学责任。第二，人参为贵重之药，当时医师以此药迎合社会需求，形成了一种特殊医学消费时尚，至于人参是否能够正确用于疾病治疗，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病人，尤其是富有钱财的病人，肯花重金吃此贵重药物，于是当日医学便不以“生人”，而是以渔利为目的。这两方面，都涉及医学伦理的人道核心，无论医学技术还是医学目标，一旦偏离人道，都是对医学伦理的败坏。
当徐大椿在他的时代，看到“人参”使用导致医学伦理如此堕落，他不得不用“人参破家杀生”的惊悚之语，来表达他的不满和忧愤。完成于1757年的医学论文集《医学源流论》里，徐大椿在上卷第三十九篇《人参论》写道：“天下之害人者，有破其家未必杀其生者，有杀其生未必破其家者。先破其家而后杀其生者，人参也！”与现实的忧愤相比，徐大椿对医学未来，更持悲观之见，因为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由“温补”带来的医学价值的暂时迷失，而是中国医学人道传统的历史性中断。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医学家，对医学展示的未来，如他在《医学源流论》序言里所言，医学“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然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人参”之害，只不过是在眼前呈示了医学惨痛的景象。
悲观者往往具有特殊的敏感和历史预见性，他们忧郁的目光所见，医学不停地复制着昔日伦理的颓败。20世纪以后，当现代西方医学代替了中国医学，无论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有多么不同，时间方过百年，你看今天的医学不是仍然继续着徐大椿的遭遇吗？甚至情形比那时更黯淡无望。当我们在某个著名医院看到这样的标语：“热烈祝贺我院住院病人突破多少万”，你对医学还会有什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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