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生：7%到8%是未来20年科学合理的GDP增速

徐卫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

　　和讯网消息 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论坛于12月1日在北京举行，和讯网全程播报。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过去我们也是说7%、8%实际执行10%，这涉及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怎么认识，7%到8%是未来20年科学合理的速度。
　　以下为文字实录：
　　徐长生：刚才卢教授对历史做了回顾，周教授对前景做分析，我想借他们一下介绍一下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失衡与增长持续性。
　　第一个观点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是系统性的失衡，所谓系统性的失衡是需求结构失衡，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三位一体的失衡，这是30年发展的内在结构。系统性失衡包含了三个层次，表面层次是需求结构的失衡，大家都看到了三大需求当中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有结构性的特征，上午有教授也讲到了，居民的消费力太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过渡的储蓄，企业的储蓄率过高，中国储蓄2/3是企业储蓄，中国消费总趋势反映了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分配的问题。因此需求结构上中间层次上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反映，也就是上午讲的劳动报酬在居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0%下降到40%，返过来税收和利润的比重由40%上升到60%的比重，实际上是442，工资、利润、税收，所以它中间层次上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反映。这张图反映了居民消费在GDP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GDP的比重，所以中国的消费不足可以用收入分配来加以解释。
　　这个收入分配的监督实际上是深层次的生产结构的失衡反映，因为我们过去30多年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我们运用了市场力量、政府的力量两种力量，把所有的生产要素的成本把它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压低了，资金的成本压低了，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资源、土地的价格、环境的成本也压低了，另外人民币的币值定得低，一方面是市场条件，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价格管制，使得我们生产要素成本相对来说特别的低，这样来说利润相对来说特别高，再把这个利润划为投资，所谓的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国的模式是典型的古典的增长模式也是现在东亚模式的反映。
　　中国经济的失衡，我们采取这样的生产模式和结构，把要素成本这样压低，它的收入分配上必然是利润、税收和劳动报酬的关系，利润分配表现在消费不足，因此我讲的第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失衡实际上是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由表及里三个层次上系统的失衡，这是经济学上讲的需求决定分配，分配决定消费。
　　系统性的失衡需要系统性的调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系统性的调整，系统性的调整，它的着力点显然是要减少持续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国内经济来说，首先要改变原来的工资和利税关系，企业要适当的让利，政府要适当的减税，劳动报酬适当的增加，收入分配的关系必然要改。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和完善，劳动力的直接成本，劳动力的间接成本，整个劳动力的成本就上升了，要改善储蓄的关系必然的代价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的失衡是人民币要失衡，这个也实际上是劳动力的成本或者生产成本也是间接的上升。中国经济这种调整的代价一定是生产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当成本在上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对成本的上升，显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需要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样转变我们发展方式，应对生产成本的上升，所以宏观经济系统性的调整是表面层次上的需求结构的调整。中间层次上的收入分配的调整是增加工资、社会福利和保障，生存模式要提高。
　　第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下一步高速增加到底要不要持续它的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上午和下午大家讲了很多，显然在今后是两种前景，一种能够保持7%到8%的速度能够持续1、20年的时间，这个要达到显然取决于刚才讲的整个系统结构从系统性失衡转到调整，扩内需成功的转化我们可以维持。第二扩内需转方式不成功，我们要追求过高的增长，刺激以后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就会上升，可能会一场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中断增长的进程。
　　我们怎么样争取好的可能性，避免坏的可能性，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近20年来金融危机，一是日本泡沫危机，97年东亚金融危机，08年美国次带危机，这三次危机都发生在亚洲地区，前面都有1、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高速增长阶段容易生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转化成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我们中国经济能不能避免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需求方面扩投资和出口来共同拉动，从供给方面生产要素压低，从两方面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现在都面临衰竭，从需求方面来看，投资一般行业产能延用这种模式，我们基础设施过渡超前也有过剩。出口大家看到了已经显著放慢，消费的上升一直受到阻碍，主要是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讲了这么多年了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并没有起来，一直停滞在那个地方，从三个需求来说都面临着衰竭的压力。
　　从供给方面来说是三大成本刚性上升，一是劳动力的成本快速上升，一是资源土地的价格环境治理的成本快速上升，另一方面人民币快速上升，这三大趋势的上升不可避免，速度越来越快，供求两方面都面临着增长减少，动力机制都面临着衰竭，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一种宏观经济讲的供给管理政策，它调控的着力点放在生产上，怎么样提高生产力抵消要素成本的上升，显然要提高生产力靠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用三个方面，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人才；三是研发投入。所以要这三个方面实现技术进步。
　　另外一方面是短期政策，凯恩斯的政策，财政货币扩张政策，搞热我们中国很容易一下就上来，但又会出现09年和10年4万亿大计划，很快的经济泡沫化出现。这是长期的政策和短期的政策，我们担心的地方是技术创新能力短期当中难以提高，过去十年在发展和谐社会当中，实际上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消费需求的提升，实际上过去的十年都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说明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又要追寻高速增长，在财政政策刺激中国经济的泡沫化会暴涨，金融风险上升。
　　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好的前景，要避免坏的前景，避免经济的泡沫化，所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上个人觉得有三点，一是增长的速度要适当的放慢，我们真正从10%这样的速度降到7%、8%的速度，过去我们也是说7%、8%实际执行10%，这涉及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怎么认识，7%到8%是未来20年科学合理的速度，所以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要有科学的速度。
　　二是需求观的政策要采取稳健需求观的政策，我们财政赤字，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尽早推出，要稳健的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风险、财政赤字表面看起来不大，财政占负债的比重，我们潜在的财政风险，10万亿的地方债，我们社会保障的缺口太大了，我们要吸取美国财政政策、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经验。我们货币政策实现真正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引发房地产泡沫，从根本上来看需要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不能够随意的放松，像09年经济那样，所以货币政策必须要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着我们潜在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这也是整个过去20多年来，国际上宏观经济几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三是供给关系政策要积极，我们说的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提高我们生产率，转变我们发展方式，深化改革有三大领域，一是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根本性的改变官商一体，实际上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减人减管，通过减人减管减税减费，来减负，这是上午大家讨论的怎么样减轻大家的负担。第二个方面是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产品市场基本完成，但是要素市场半市场化，特别是我们金融市场，一个是利率管制，汇率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管制，国内资金规模、贷款规模管制，对外资本的流动管制，既有数量管制，又有价格管制是双重问题，我们整个资金的效率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资源土地这些市场，这个市场为什么那么多腐败，政府对市场的价格管制造成的，通过竞争造成价格管制。我们劳动力市场是半市场化的，对工人这方面的保护是很不对的，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提高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途径。三是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还不能适应创新型国家，这个体制为什么不能够提供需要，还是教育体制决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受到抑制，中国的大学存在着工分制、承包制短期行为的作用。
　　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我们生产力得到提升，发展方式得到转变，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组合，我个人的看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在7%、8%，十八大提出来翻番的情况，避免错误的宏观经济泡沫化，甚至像美国和日本一样以金融危机来中断我们的增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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