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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战乱中，山东一家人迁徙徐州，它的家族史，似乎与清朝同步，随其兴衰而兴衰，这就是号称“徐半城”的徐家大院（曾位于富贵街，今富国街）的历史…… 迁徐始末 避乱黄茅冈" z$ {& t, E- l \
垦荒石狗湖 这是明末的事儿。 明季之末，朝廷腐败，各地起义、匪盗连绵，使得战事不断，社会动荡。山东地区更为骚乱，兵匪肆虐，百姓携幼扶老，纷纷背井离家，四处流徙。徐家大院的徐氏迁徐始祖徐洪德，就是在此际由山东迁来的。 徐家原籍山东诸城， “考之先世，原隶山左（山东）诸城籍。自明季之乱，流寇锋起，天下率如是。山左为尤甚”，“丁丑明末，造（肇）由诸城旧籍避难迁徐”。丁丑，明崇祯十年，1637年。诸城在山东东南，距离徐州是很远的路程，约有八九百里，就要穿过不少城镇，途中兵燹往复，栖栖皇皇，风餐露宿，徐家一路向南而来。最远曾经抵达河南汝州遂平县，后北退到徐州。 说到诸城，徐州人并不陌生，诸城古称密州，东汉到三国时，曾辖于徐州刺史部。苏东坡来徐州前就在密州任太守两年，说诸城“至今东武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徐家辗转流离，千里迢迢所以奔来徐州，大抵是希求距离家乡近些。更主要的原因，《徐氏家谱》说，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惟徐郡尚安靖”。 其实那时徐州境况甫定，天启4年的大水淹城整整3年，云龙山就成了人们的避居。崇祯9年徐州城重建初成，云龙山西依然荒凉。徐家举家避难迁徙，不可能有携带多少资财，于是他们落脚在徐州城南的云龙山下荒凉的黄茅冈、石狗湖一带谋生。 徐家避难云龙山下西坡，徐洪德带领四个儿子和几个孙子，男妇老幼一大家子，依靠砥砺垦荒，披荆种植。11世孙徐展曾听老人说：先辈们初到此地，披荆棘整墙垣，草创茅屋数椽，以求避风雨有立足之地。 那时的石狗湖并没有积水成湖，而是一片洼地，故称为簸箕洼，其间奎河细流而过。面对山坡低洼不毛之地，徐展说，徐家先辈躬身耕耘，经过几年的劳作，瘠薄之地渐渐转为农田，直到解放初，仍然是农田。 其实这块地，并不瘠薄。宋时，苏轼曾说：“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徐家耕耘之地就是这满野粱黍的“尔家川”。只是战争与水患使之荒芜了。由此可知，清初时，在云龙山西砥砺开垦的是徐家几代人，他们的后人散居附近，形成了黄茅冈村、金山村、桃园村。 徐家经过数年辛劳，家计渐丰，又在城南桃园村购置田亩，十余年后，在顺治初，已经“渐治有田宅数顷”。 徐家居住黄茅冈时，有则逸事。徐家11世孙徐传曾回忆徐鼎晚年事，徐鼎年老回家颐养，喜欢在乡间居住，于是在祖居黄茅冈筑一所别墅，房楼庭院，花径荆门，名曰“云西山庄”，门前奎河潺缓，远处山峦环抱。许多名人时常来此雅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雍正十三年（1735年），新任徐州知府李根云在云龙山西麓，创建“云龙书院”，徐鼎曾将云西山庄捐献，作为书院一部分，并“出三百金助构书院膏火”。这已经是迁徐100年后的事了，可知徐家在云龙山西的田产一直维持着。 名门府邸 宅基北门里
9 O* `, z" x, R* g兴起徐半城 从徐家迁徐后，短短几十年，不但家道殷实，而且，诗书传延，仕途显达。所以至此，徐家11世孙姻亲李云奇说：“洪德公贻谋者远，历代诸公培植之深也”。此言极是。 大约在顺治初期，从城南继续往南发展到茶棚、桃园，而后转身进城，“置宅基于旧城北门里”。徐州城这么大，为何“置宅基于旧城北门里”呢？清初的徐州城是怎样的情形？现在有幅清同治年间的徐州城区图告诉我们，同治时徐州城内四处仍然存在大片水域，文庙（今二中）附近水域最大，城东南、西南又多官署，惟西北片虽有水塘，但比较空旷。同治时且如此，那么200年前的清初，距天启大水退去方二三十年，彼时这片地方水域更为多，市廛更为萧条。徐家祖先选择临近北门的这块地方，一是购置较为低廉，再是考虑将来子孙繁衍聚居。 徐家后裔徐建国先生是建筑学方面的专家，他对徐家大院的修建过程、特色，久有研究。他认为，徐家后人所称营建的“城宅”，应开始于1650年前后，即顺治6年，这时徐家第三代人已经起来了，徐国珍大约30岁，其子即第4代徐益谦、徐益哲也已六七岁。再过约20年，从第4代起，徐家人始登仕籍，均有政绩，多次得到皇上诰封。徐氏族人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间，诰封、授赠、封荫共多达十二次。这些“诰封”当年都供奉在东大院的正厅闻善堂。 徐氏在徐州城里所购置的宅基，俗称“徐家大院”，它是在200年间逐步发展，由东西五个院落、20多个四合院组成的。 徐建国说，徐家大院最初是在两处水塘附近兴建的西院，平房，该院落东西约60米，南北约160米，不足15亩地。整体是前庭后寝的三进四合院。中院南为水塘，水塘的西南角淘有水井。院落前门在富贵街（今富国街），大门是广亮式一开间的屋宇大门，门外有照壁。 其后不久，向东扩展了80米面阔的东部院落。即后来的“内院”。因该处也有水塘，土地买得也较为价亷。所建的都是平房，形成一定规模、规范的民居四合院形制建筑群。并在北围墙开有后角门，门口置对石狮，俗称“石狮口”，也就是民国时期醒狮巷的由来。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徐家向西又扩展了西部院落，西部院落是较为典型的北方四进四合院形制。二、三进院的两道仪门，与第三进内院的正厅房都处在中轴线上，内院正厅堂之后，最北面是两排平房，后改作家庙。门前也有照壁。 徐建国说，约40年后，徐家第四代徐益哲在山东肥城做官后，大约在1690年后（康熙年间中期），便把最初修建的西院平房拆除，建起三座两层楼房。《徐氏家谱》说：“吾宅南偏有大池，乃筑楼于其北，一行七间”。中为“近水山房”，是会客的地方；东楼书斋是徐鼎（第五世）兄弟们的读书处；西楼称“闻善堂”，是早期祭祀和宗族议事之处。此后，这座院落被称“西楼院”，是徐家大院早期的主体建筑。后为祠堂。 又十年后，徐益哲立有“军功”，1699年、1707年两次蒙赐，大约在1700年前后开始东部大片院落的营建。徐家大院的这次东扩，约120米，直抵北门大街，把东大门筑起在北门大街上。东部院落分为前大院、东大院，除了花园、仓院、马号外，还筑有高级别的“五间堂楼”，使徐家的中心移到了东院。十多年后，到1713年前后，第五代徐鼎任湖北布政司布政使期间，东大门建起八字门楼，路对面建起了“八字墙”照壁。另外诸如旗杆、下马碑等表识显示官职和等级的建筑附属设施均已完备。 徐照（第五世，徐鼎堂弟）在雍正9年10年（1731年、1732年）两次建有军功。此时徐家大院上升至巅峰时期。经济上实力雄厚，东院的建筑明显比西院好出许多。寝院东西一线，左宗祠右家庙，其建筑形制完全遵守封建宗法礼治制度，“左祖右庙”、“前堂后寝”的传统建筑规制。这样，徐家大院以西、中、东三路五个相对独立的院落组成，各院落的前部有甬道相互贯通，共占地85亩余，有人说是120亩。不大的徐州城里，一个家族院落独占近百亩地，所以俗称“徐半城”，如此称誉，不为过也。 从顺治到嘉庆、道光年间，这200余年，也是徐州逐步恢复发展的时期，徐家大院的前街成为富贵街，西侧为苦水井街，北边则是堡报营，街市发展折射出人口繁多，社会各业兴盛，北门大街市井倍加繁荣。徐国珍、徐鼎、徐益哲、徐照等人已列入同治版《徐州府志》，他们的籍贯已不再是山东诸城，而是徐州。 徐门英杰 严整有家风( @' S' n3 k8 h) }* f7 |
忠贞报国恩 封建社会，一些家庭的社会流动，特别是上行流动，在动荡离乱-新政权创建-复兴繁荣时期，往往顺势而成者众。由平民上升到官宦人家，其途径一是儒学，二是军功，三是经商。在徐州地区，经商至仕比较困难，多是通过读书科举、从军立功。所谓“徐州于前朝以科第显者，曰李、曰徐、曰崔，迄于清季阀阅犹存”者，李、崔两姓以科举著，而徐家则是科举、军功兼备。《徐氏家谱》证明了这一点。 徐家后裔徐永奎珍藏着张伯英先生题签的《徐氏家谱》，轻易不示人。2010年春央视《寻宝》组来徐，徐永奎曾以宝荐之。我当时在杂项组参加预选，得以见之。后专门拜访徐永奎，他请出《徐氏家谱》。 此部《徐氏家谱》为民国25年（1936年）修纂，是道光二年（1812年）后的二修。共6卷。家谱记载，徐国珍来徐时方10岁，经历艰苦创业，治家严谨，对子孙尽力培养，“能读书者则延明师课训；不能读书者，则促之耕耨；必不令其浮华奢侈。”对邻闾慈善，徐州某君家境贫寒，求借一点银两谋生。徐国珍慨然允许。不料数月后，某君做生意不但没有成效，还“折本金数百金”，且再来借款。徐国珍听了没有责问，而是继续借支，如是再三，某君仍然亏损，仍然托人再借。此时有人劝说不能再借了，徐国珍不以为然说：不是他不善经营，而是时机未到。于是加倍借与。此人愧羞难当，着意经营，没几年竟赚得数万两银子。江苏巡抚闻知，题赠徐家“泽被桑梓”的匾额。 徐益哲，自幼性格正直执着，开始做肥城知县，官职很小，他说“官职没有崇卑，称职是最难。”1696年，康熙皇帝随军西征噶尔丹，徐益哲请行负责粮食军需支应事务，有人劝告这是苦差事，做不好要受罚的。徐益哲并不在意，治事勤敏，出色完成任务，立有“军功”。后又有浙江“接驾”，“打造船只”，迎送皇帝之“劳”，得到圣祖皇帝御书扇、御书条幅等多件赏赐。 徐鼎是徐家官职最高者，进士，后授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在担任杭嘉湖巡道期间，秉公清廉，果毅善断。有两寡妇同谋人争产，互告10多年不能结案。徐鼎经过调查，结果合理分产，罪人伏法。徐鼎“公平情断”，整风尚，抑豪横，革陋规，治理科场，疑案多破，受到百姓拥护，颇有政声。雍正皇帝在准许徐鼎任该职前，曾朱批：“着实去得，上上好的。徐鼎，少少年些，不然可以大用。光景实力奉行之人。”实在是朝廷信赖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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