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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老师留下的谜》后续报道
在徐立家,一颗深褐色的“非洲豆”显得很特别:其貌不扬,却被主人“隆重”地嵌在一块石头底座上。徐立从塞拉利昂带回的,其实就是一颗非洲罗汉果,它“不辱使命”地传递着中塞人民的友谊,36年过去,依然本色不改,坚韧如初。
“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塞拉利昂,1973年9月。这个建国不久的非洲国家,空气中弥漫着贫穷的味道。作为首批援外医疗队员,徐立不远万里来到大洋彼岸。
图片说明:在塞拉利昂援助期间,徐立(左)与队友李贺君合影。(资料照片) 徐立当年的队友、湘雅二医院骨科退休老教授李贺君回忆:“刚去时,人水土不服,40度的高温,感冒发烧是常事。那次,我患疟疾,在床上躺了几天。徐立自己也不舒服,还天天为我倒水送药。他怕开水烫到我,用嘴吹冷,又用两个杯子把水兑凉。徐立大我十来岁,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
退休老教授庞素芳回忆:“语言障碍是个大问题。医疗队只配了两名翻译,忙不过来。徐立有个绝招:在纸上画出眼睛的轮廓,用笔尖指着,问病人哪里受伤,然后打个箭头,画出受伤部位的放大图,再指,再问,直到明确病源。看完病,去哪打针,去哪取药,徐立也同样画个流程图,既方便又高效。在塞拉利昂期间,眼科没有下级医生,徐立一个人负责眼科门诊、急诊还有眼科病人的手术和住院治疗工作,急诊需要随叫随到,有时徐立还要到其他科室帮忙,他每天都要值班,但没有一句怨言。那里的条件远远不如国内,手术床、无影灯、手术器械、医疗药品都是从国内带过去。作为第一批医疗队,没有任何工作基础,徐立和大家一起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不能给祖国丢脸。”徐立常和队友们说。
“只希望你们在我去世前回到国内”
加尔维斯顿,美国一个迷人的海港。因为一封大洋彼岸的来信,在得克萨斯州医科大学加尔维斯顿分校做访问学者的肖天林心情复杂。
“05年又过去了,这一年你们回来了,又走了,06年你们还会回来吗?还会再走吗?我真不敢想!”
这是徐立在2006年元旦写给学生肖天林的。
肖天林教授是徐立唯一教过的硕士研究生。1999年,在湘雅二医院眼科工作的肖天林赴美国休斯顿大学光学院进修,做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人工晶体植入后的炎症反应等相关研究。
在美国,肖天林有些迷茫,感觉是自己选择了命运,又好像是在被命运安排。徐立老师时刻挂念着身在异乡的学生。他通过写信,捎话等各种渠道再三叮嘱,一定要让三个在美国做科研的学生努力学习,学成后回国工作。
徐立退休后,家里没有电脑和网络,不会发电子邮件。有次他见到肖天林的小侄女,就写了一张小纸条,要她帮忙发电子邮件到美国,四个字:“早日回国。”
徐立与肖天林先后通了10多封信,后改为电话联系,一两个月一次越洋电话。有一次肖天林谈起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被徐立批评了一顿:“外国的月亮难道比中国的圆?!”
中途回国,肖天林去老师家探望。徐立见到学生就流泪,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四个字:早日回国。
留学四年之后,肖天林“不顾一切地回来了”, 进入国内一家眼科医院工作。因为研究课题需要继续完成,后来她第二次赴美,到得克萨斯州医科大学加尔维斯顿分校做访问学者。
徐立在2006年元旦寄出的信中一句话震撼着肖天林:“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是把你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只希望你们在我去世前回到国内。”
1年半之后,肖天林再度回国工作。如今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担任眼外伤专科主任。
“现在国家还不是很富”
1978年,长沙,湘雅二医院医生楼。医生徐惠国搬到了徐立的斜对门,几乎每天晚饭后、星期天早饭后陪徐立散步1小时。
如今已在上海定居的徐惠国回忆:“徐立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没看他穿新衣服,可他每年却捐助贫困学生,捐到连自己的生活都出现困难。我劝他:帮困是全社会的责任,你不能不顾本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一味地去干。可他却说:‘现在国家还不是很富,义务教育仅到9年制,我们不能看着那些有才华的青年因经济困难而排除在外;我国农村总体上还贫穷落后,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去改造、去建设。作为一名公民,为国家分担一点,完全是应该的。看着他们成长,我感到欣慰。”
“现在国家还不是很富。”这句话似乎让很多谜有了答案。
不买福利房。眼科副教授贾松柏透露:“徐老师早些年没要医院分的福利房,说,还是分给更需要房子的人。按照当年的房改政策,他那套房子只要花1万多元就能买下来。他不买,说房子是国家的,要留给国家。当时全院有资格买而没买那批房的就他一人。”
不浪费粮食。老同事李钟青曾经当面责怪徐立:“堂堂一个教授,你怎么到食堂捡馒头吃?”徐立马上反驳:“有什么不可以?好好的馒头扔掉太可惜了。就算国家发达富强了,人民生活好了,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不能丢,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何况我们国家还不算很富啊。”说得李钟青惭愧起来。后来每次老干办组织春游、秋游,聚餐时,李钟青都主动把没吃完的菜打好包,让徐立带回家。
不用贵药。上班时,不开大处方是徐立始终坚持的“红线”,他开的处方很多只有几元钱,还一再要求学生、同事要尽可能用最便宜的药给患者看好病。骨科三病室护士长樊天明回忆:“今年他摔倒住院,要进手术室了,他再三嘱咐我,进口药、贵的药坚决不用。”骨科老教授孙材江说,徐立骨折后需要换人工关节,多次找他打听,哪种人工关节既能保证医疗质量又最便宜。“其实他的医药费大部分是医保报销的,他生怕多花了国家的钱。”
“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深圳宝安区,富士康科技集团,一个叫陈星的年轻人提笔写信。这是2007年1月28日。
“我已来深圳工作半年了……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感觉读研时都没这么用功过……”
几个月后的另一封信则把生活状况写得更细致:“伙食费每月有300元补贴,刚够每天食堂饭菜开销……有条裤子不争气,上班时开裂,让我贴了胶带粘好才得以回家。遂于上上周末出去采购了一番,花费800余元……想想有点心痛,但自我安慰,若能将此衣物多穿几年,也不失为一种节约方式。这样下来,每月开销大概为1200元左右,与徐爷爷您给我定下之要求相差甚多,无奈,惭愧。”
信是写给徐立的。陈星是肖天林的外甥。在阿姨家遇到徐立,他俩成了“忘年交”。“节俭、艰苦奋斗、永不停止正确的追求,是徐爷爷和我强调得最多的。毕业后,徐爷爷要求我定期写信,向他汇报工作、学习、生活开销,要我绝对不能忘本。”陈星至今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徐立的遗物中,有一封笔迹稚嫩的信。
“徐爷爷,您好!我叫郭杰。今年我十二岁了,上七年级。我住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我喜欢弹钢琴和拉小提琴。祝您春节愉快!”字写得很认真,右下角是一个流畅的英文签名。信后简短地附着:“徐老师:祝您新年愉快,身体健康!”落款人是吴鸣和郭立武。吴鸣是孩子的妈妈,曾经在湘雅二医院眼科工作,当年徐立是她的带教老师。
如今吴鸣身在美国,还经常和国内同行交流医学最新进展,牵挂着祖国的医学事业。提起徐立,她感概万分:“我从心里敬重徐老师,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份感激。每次回国我都去看徐老师,他见到我儿子特别激动,拉着我儿子的手叮嘱,你要学好中文,要说中文,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 健康报记者颜秋雨 通讯员李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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