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中国在钓鱼岛问题的底线在哪里？

徐卫

    首先声明：在现在这样的气氛中，写这一篇博客，注定会挨骂，而且一定会被骂得不轻。但是，我还是决定写出来。只是恳请各位网友嘴下留情。

    接到湖南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参加一档有关钓鱼岛问题的直播节目。飞了5个多小时，从东京赶到长沙，结果被告这一档节目紧急延期。因为当晚，长沙市公安局发布了禁止非法集会与游行的公告，媒体不能“添油加醋”。
    这几天，整个生活就好像围着一个钓鱼岛在转。

    首先声明：在现在这样的气氛中，写这一篇博客，注定会挨骂，而且一定会被骂得不轻。但是，我还是决定写出来。只是恳请各位网友嘴下留情。

    接到湖南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参加一档有关钓鱼岛问题的直播节目。飞了5个多小时，从东京赶到长沙，结果被告这一档节目紧急延期。因为当晚，长沙市公安局发布了禁止非法集会与游行的公告，媒体不能“添油加醋”。
    这几天，整个生活就好像围着一个钓鱼岛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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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赞成中国民众通过示威抗议，来表达一种对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愤慨。我在上一篇博客中就已经提到，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宣布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因此，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有一些城市的示威游行活动，最终是变了味，走了样。虽然警方说，冲击和打砸日资百货店和超市的人，大多是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社会闲杂人员”，甚至是有前科者，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把这些人分的那么细，因为好坏都是中国人。
    一些人的放火打砸行为，被海外媒体（自然包括日本在内）批评和渲染为：“中国是一个暴力的国家”，“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中国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还相差很远。”等等，听起来很刺耳，也很不舒服，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看待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们的宣传部和新闻办管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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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想到一个问题：“对于日本，中国应该如何报复？”
    报复的基本手段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制裁，另一种是军事报复。
    我来湖南之前，在东京邀请了几位日本学者和记者开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谈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如果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效果如何？”
    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2005年时，中国各地也发生过一次反日大游行，主要是反对小泉纯一郎政权篡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等内容。当然，2005年的反日游行，其规模没有今年那么大，动作也没有现在这么猛，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前的抗议者也就一千多人，砸了领馆边上的几家日本料理店，砸了领事馆的门窗。但是，这一次游行的结果，使得日本企业第一次感受到了投资中国的“政治风险”。于是，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日本企业开始采取“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的风险避让法，将一部分生产线和投资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
    大家还说，这一次的反日示威游行直接放火和打砸了日资百货超市和企业，甚至有一部分日资企业的员工也参加示威游行，这对日本社会和经济界造成的冲击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抗议行动。毫无疑问，日本企业将会开始新一轮的“分鸡蛋”行动。而这一种“分鸡蛋”行动将直接导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减少，同时也将导致日本技术对华输出的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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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反对中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主要理由有两点：
    一是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日本的企业与政府不是完全捆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尤其是目前的日本经济界和财界，与野田民主党领导的政权关系紧张，从3年前开始就是死对头。因为，民主党依靠的最大的政治支持团体是日本最大工会组织“连合”。也就是说，民主党是一个“领导产业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政党，而日本企业组成的几大经济团体，譬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其成员都是老板，都是“资本家”。因此，日本政府和日本经济界目前处于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就在今天，日本这三大经济团体的会长们联合举行记者会，对于野田政府不听经济界的劝说，强行宣布在2030年实现“零核电”进行了公开的批判，认为这是扼杀日本核电产业的行为。被称为日本“经济首相”的经团联会长米仓先生，更是在会上公开宣布辞去日本国家战略会议议员的职务。
    所以，“通过打击日本企业，促使日本企业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思路，在目前的日本社会，是行不通的，反而会引发日本经济界以及日本社会对于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感。
    二是，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事实上，作为单体国家，日本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除港澳台之外，日本更是最大的对中投资国。3万5000多家日本在华企业，雇佣了超过1000万人的中国员工，即使在经济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遭遇困境和产品滞销的背景下，日本企业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轻易言“撤”。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常常称，日本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已经超过了40%（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没有中国市场，“日本丸”绝对沉没。因此，卡住日本的经济脖子，一定能逼迫日本政府就范。我说，这是一个绝对的馊主意。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让“日本丸”沉没，估计中国这一艘还在建造中的船，也会是伤痕累累。当然，如果我们愿意回到60年代，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愿意勒紧裤带，那另当别论。
   结论只有一个，对日本的政治打击，不能绑架日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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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国为钓鱼岛问题对日本动武行不行？我觉得可行——如果想动武的话。
    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当年我们就没有好好地把日本人打趴下过，这口气憋了快70年，家仇国恨，真找不到一个痛快报复的机会。于是，只要有人下令，估计报名参战的人一定不少，而且许多人的心愿是“打过钓鱼岛，解放全日本，活捉苍井空。”（哈哈，网络口号）。
    但是，中国有没有必要，为一个钓鱼岛与日本发动一场战争？我想，能够下决心的人，一定不会轻易举起指挥棒。因为有太多的因素需要平衡与考虑，不是一个“打”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恕我在此不展开论述）
那么，经济制裁不可取，武力报复又不行，该如何逼迫日本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呢？
    在讨论会上，日本学者提出一个建议：“拖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日本政府认为，他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将钓鱼岛“国有化”避免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暴走”。当然，他们的这一种“好事”感觉，是基于认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立场。因此，中方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收回对钓鱼岛的“国有化”计划，可以说，日本政府是不可能答应的。不仅野田首相不愿也不敢答应，后任首相也不敢这么做，因为谁做，谁就是“卖国贼”。加上目前日本政局相当的动荡，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根本就没有心思来全面考虑钓鱼岛的战略问题。因此，学者们建议，中国政府用不着接连不断地出台各种反对和抵制手段，因为野田政权根本不会太放在心上。保持适当的压力，拖到日本新政权诞生后，再来交涉这一问题，也不迟。目前要“一锤定终身”，是实现不了的目标，领土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性历史问题，中国可以采取“慢火炖老鸭”的做法，等条件成熟时，再来解决钓鱼岛问题比较妥当。
    （我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都是一群“卖国贼”。他们回答说：钓鱼岛是一个有主权纷争的岛屿，这是一个事实。既然如此，就应该想出一个和平的，双方最终都能妥协的办法来解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如果日本愿意就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进行私下交涉，中国目前的目标和底线，应该在哪里？我想应该是两个：
    一是，应该要求日本回到40年前中日建交时，双方都承认：“钓鱼岛有主权争议”这一共识和框架上来。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都必须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有主权之争。
    二是，要求日本信守“不许登岛，不许开发，不许建设”的“三不原则”，以维持钓鱼岛的现状。
    而为了实现上述近期目标，中国政府除了积极与日本进行各种渠道和形式的交流对话，适当施加压力之外，还必须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一位英国驻日本记者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总是喜欢强调明朝时，清朝时如何如何是中国领土，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太遥远的事情，引不起同情心。如果说，这是二战遗留的问题，那么，欧美国家就会引起共鸣。”他说，要将一个被别人实际控制的岛屿夺回自己手中，必须要有一批国际支持者和同情者，同时必须要有谋略。
    他的话，很值得我们思考。

徐玉杰

绳之以法。

徐晓夫

这是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