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衔将军徐立清的非常人生

徐卫

　　“文革”风暴 智保周总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立清开始是不理解，对林彪、江青一伙人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后来则受到错误的批判，受到冲击。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徐立清被任命为七位副组长之一。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徐立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感到难以胜任。当他得知这个名单是由毛主席决定的时候，表示服从。担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后，他的思想负担很重。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徐立清思想上感到忧虑和不安，他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局面，但事态的发展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
　　此后，徐立清尽职尽责，协同徐帅狠抓军队的稳定。他早起晚归，每天守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提出的种种问题。遇到围攻、批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严重事件，徐立清就挺身而出，果断处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一天傍晚，周总理到京西宾馆开会，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就在会议刚结束、周总理准备离开宾馆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时，总部机关的“造反派”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把京西宾馆的大门围了起来。周总理被围在会场里出不来，情况十分紧急。正在全军“文革”办公室值班的徐立清得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电话，火速赶到京西宾馆。当看到宾馆门前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时，他心急如焚。为了周总理的安全，徐立清不顾个人安危，劝说大家不要聚集在这里，并找“造反派”头头交涉。“造反派”头头不听劝告，徐立清急中生智，一边派人到宾馆内通知周总理离开，一边让机关的同志高声广播说：“总政治部的徐立清副主任来接见大家，请同志们到大饭堂集合，有什么问题，徐副主任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本来准备围攻周总理的“造反派”和一些群众组织，注意力一下子被徐立清吸引了过去。于是蜂拥般地来到饭堂，把徐立清团团围住，也把斗争的矛头一下子指向了徐立清。
　　这时，周总理已经安全离开了京西宾馆。“造反派”知道后逼问徐立清，要他交人。徐立清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一改说服解决问题的态度，变得勇敢坚强起来，对“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直到下半夜，这些群众完全散去后，徐立清才离开饭堂。几天后，周总理专门给徐立清打电话，高度称赞他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精神。
　　徐立清在“文革”中保护周总理的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据知道内情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徐立清，周总理肯定会被围攻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从这件事上足以显示徐立清在关键时刻经受得住考验和他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主持正义 遭到迫害打击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靠边”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了。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人，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
　　林彪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后，军内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陈伯达、江青、叶群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肖华的家被抄。徐立清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一天，徐立清找林彪汇报干部配备情况时，叶群说：“今天首长不在，有什么事给我说吧，我来转达。”徐立清想，干部的配备怎么能给叶群讲呢？这不符合规定，就对叶群说，“我得亲自给林总汇报。”叶群顿时很不高兴，对徐立清怀恨在心。后来，徐立清才了解到，林彪一方面不见徐立清，一方面却又诬陷徐立清对他进行封锁，并组织班子专门负责收集徐立清的“黑材料”，并对他进行无端地批斗。街头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火烧徐向前”、“炮轰徐立清”、“打倒军内的安子文——徐立清”等标语随处可见。
　　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操纵的“造反派”时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机关被当作“阎王殿”给“砸烂”了，徐立清等总政领导一夜之间被打倒。8月11日，在总政礼堂召开对肖华主任的批斗大会上，陪斗的徐立清也被从后台推到台上。会场上“打倒肖华”、“打倒徐立清”的口号声响成了一片。从这天起，不仅肖华成了“造反派”争夺的对象，徐立清也频繁地被各个单位拉去“交代问题”，出现在京内各大单位的批斗场。
　　1968年1月1日，徐立清由中央“二办”监护审查。“造反派”就把徐立清关了起来，不许与外界接触，有时还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让他睡在硬板床上，只能用手臂当枕头。在“隔离审查”期间，“造反派”为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他们再次非法对徐立清进行一系列的逼供、诱供。在这些伎俩失败后，“造反派”对徐立清展开了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造反派”罗织种种罪名，逼徐立清认罪，不准申辩，稍有申述，就说是反扑，狠狠地进行批斗。徐立清对此不服，他们就采取一种极为恶劣的做法，不用徐立清写交代材料了，而是由他们事先写好，强迫徐立清在上面签字。徐立清不从，他们就大打出手，对他拳打脚踢。这惨无人道的刑法，使徐立清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但徐立清坚持原则，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违心话，没有说一句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话，没有在伪证上签一个字。后来，徐立清的案子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接手后，他被转移到北京东四三条77号院的两间房子里。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了缓和。此后，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1973年3月，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就在这个时候，徐立清在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恢复了名誉和组织生活。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专门给徐立清打电话，让他离开农场迅速回京。
　　恢复工作后的徐立清出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后来回到总政任副主任。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和叶剑英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形势趋向好转。同年，军委调整了各总部和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徐立清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全军干部和组织工作。
　　落实政策 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6年l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徐立清还负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文革”中，张爱萍受林彪迫害，被关进了监狱。林彪垮台以后，张爱萍复出，他积极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整顿国防工业，恢复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四人帮”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当作“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进行了批斗。徐立清还为张爱萍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找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和曾经领导过国防科工委进行**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找粟裕、陈锡联，提出为张爱萍恢复名誉，尽快把他安排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徐立清的努力很快有了结果，不久，张爱萍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主任。
　　原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也被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徐立清说：“洪学智既不是走资派，更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好干部、好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徐立清多方打听，终于在吉林化工局查到了洪学智的下落，并报告了邓小平和叶帅，建议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在邓小平和叶帅的关心下，洪学智回到了军队，担任了国防工办主任。
　　徐立清对小平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不仅是因为早在战争年代是邓小平的老部下，而且他们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高度一致。虽然职务和贡献不同，但他们都具有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一提起邓小平，一向性格内向、温和的徐立清就会眉飞色舞，情绪激动，亲切地称小平同志为邓政委，称赞“邓政委政治上强，有能力”。“文革”开始，小平同志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时，徐立清就愤愤不平。**后，他一直关心着邓小平的安危。粉碎“四人帮”后，他马上到西山亲自看望了小平同志，向他汇报干部方面的情况。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徐立清和王震等老同志彻夜长谈，主张尽快给**平反，尽快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这一点受到王震同志的高度赞扬，他有几次把有关同志请到徐立清住的房间，王震、徐立清同他们谈话至深夜。7月，在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在中国我党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一决议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1983年1月6日3时30分，徐立清同志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丧事非常关心，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的治丧报告上批示：“要把徐立清同志的治丧同杨勇同志的治丧通盘考虑安排。”并说他要亲自参加徐立清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徐立清去世后，邓小平感到十分悲痛，他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拉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正如张爱萍将军在悼诗中所写的：“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

徐学彬

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整死，就很幸运了。

徐玉杰

蒙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