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基础设施与通货膨胀

徐卫

据刚刚公布的数据，7月份CPI同比增速降到1.8％，两年半以来首次跌破2%，PPI负增长2.9％，比大多数人的预期还要低。始于2010年年初的这一轮通胀，在历经两年多的调控之后，终于算是暂时告一段落。同时，经济也已经很冷，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市场也很悲观，一些评论已经开始担心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一轮调控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这个时点上，或许该回头总结一下教训。

通胀的调控机制

先从通胀的一般规律说起。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学派大师，因在消费理论、货币理论、经济稳定政策等方面突出贡献而获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少有经济学家能与其比肩。在他身后，留下一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通货膨胀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因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套套：通胀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多了就会通胀，货币少了就会通缩。说来说去，通胀通缩都说的是价格水平。

倘若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句话的意义也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多？何为少？多少总有一个谁和谁比的问题。比较的一方是货币，另一方是总供给。货币代表了经济中的需求的力量，任何消费、投资、出口、政府购买的行为最后都要经由货币来表达了。这里面的一个要点是，现代纸币体系下，货币的总量是可以被控制的，货币创造的直接成本接近为零。这个就麻烦了，倘若央行降息或者降低存款准备率，货币就会轻而易举、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货币都会形成需求，需要被满足。

与这种需求对应的，是供给，也就是经济中能够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由什么决定？由生产要素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也就是生产技术）共同来定。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者技能、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等，生产技术不仅包括狭义的工艺流程、专利技术，还包括广义的生产组织技术，这些技术把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用来满足总需求。倘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导致通胀，否则就会导致通缩；倘若二者大致相当，物价水平就会相对稳定，这也是中央银行家们追求的目标。

在需求与供给两方对比当中，需求可以大幅波动，央行能够控制货币，进而调节总需求，财政也可以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比较而言，供给相对稳定，因为短期内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都是相对给定的，很难快速改变。正因为如此，宏观调控的政策一般都着眼于需求，致力于“熨平”短期的总需求波动，总需求少了就扩张一点，多了就压缩一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说这一轮通胀，从2010年开始压总需求，可是半天就是不下去，同比CPI增长率一路从2010年年初的不到3％上涨到2011年7月的6.5％，然后才慢慢回落，迄今才算是过去。看来看去，这一轮通胀后面都依然还有汇率低估的影子。汇率低估，净出口下不来，总需求当然下不来，紧缩来紧缩去都只能管内需，外需我们管不着的。外贸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汇率低估导致外需旺盛，通胀当然难治。

反过来，经济低迷的时候增加总需求也未必容易。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启动了各种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把利率降到零不算，还保证维持未来好几年的基本零利率，另外还辅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尽管如此，效果还是昙花一现，最近经济又开始回调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傻，知道一时的痛快没用的。比如说，政府增加支出，可是政府没有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从经济体中抽取来的，要么抽税，要么发债，可是发债意味着未来要抽税。不管怎么样，留给私人部门的钱就少了，那么私人部门的支出就会减少。一里一外，很难说最后总需求是多了还是少了，倘若政府效率低下，腐败严重，总的效果可能是负的。人们常常批评政府投资，不是没有道理的。

基础设施投资有效降低通胀压力

那什么情况下政府增加支出会比较有效？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政府把钱花在私人部门不愿意花的地方；二是政府的支出不仅增加短期的总需求，还会增加长期的总供给，这样未来的收入也会增加，因为人们也就不会减少短期的支出。

看来看去，基础设施投资好像是这样一种支出。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私人部门很难胜任。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大，投资者只能得到其中一小部分好处，因此存在投资激励不足的问题。当然，不是说私人部门不是不能胜任这个投资，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主要还是政府来承担。国际上看，基础设施投资也大都是政府来承担。其次，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大幅增加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比如说，一条好的道路，减少了交通运输的时间，降低了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因而增加了这些企业的利润，进而增加产出。再比如，通讯设施的投资，可以降低人们的通讯费用，降低企业的通讯成本，增加交易的机会，增加企业的利润和产出。

增加基础设施可以帮助增加产出，因而也就可以降低通胀压力。通胀无非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增加总供给和降低总需求对于降低通胀来说是等价的。

美国1970年代的通胀也很有说服力。美国近代最严重的通胀发生在1970年代，198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难得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对于1970年代的高通胀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的重要因素有石油危机、过度管制、劳动力结构、研发投入、人们的通胀预期调整等等。其实还有一个因素近年来得到更多的重视，就是基础设施投资。很多研究发现，美国的生产率进步在1970年代显著放缓，供给的减少加剧了通胀的压力。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在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放缓，直接导致了后来生产率进步的放缓。

顺便说一句，经济分析中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没有太多异议，人们有不同观点，但是大都集中在“有多重要”上，而不是“重不重要”上，争论的是“量”而非“质”。有趣的是，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这种重要性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层面，直到1990左右大卫·阿斯考尔（David Aschauer）写下一系列文章，基础设施才进入主流经济分析，相关文献开始井喷式增长。

站在目前时点上，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帮助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短期内还能直接拉动投资，形成有效需求，帮助经济回暖。实际上，基础设施投资是短期、长期并举的政策，也就难怪经济低迷时，往往会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声音。前几天重读《**讲话实录》，里面就提到在1998-2002期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而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1世纪经济报道)

徐玉杰

楼主太厉害了！楼主，I*老*虎*U！
徐氏宗亲网 不走平凡路

徐晓夫

多处开花，到处修路，怎一个‘堵’字了得？沈阳的有轨交通，很难使交通畅通，恐怕因它还会更堵，真是劳民伤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