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廉与独具地方特色的《[民国]瑷珲县志》

徐卫

　　瑷珲城始建于1683年，为黑龙江将军驻地。城址最初在黑龙江对岸，两年后，将军驻址迁往右岸，在托尔加城旧址建新瑷珲城，成为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行政中心。1907年俄军撤出瑷珲。瑷珲再度重建，但中心移至原址的西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驻足的已更名的爱辉。爱辉除了以前人们熟悉的“瑗珲”，还有称“艾浑”、“爱呼”等称。
　　然而，这座长达二百年历史，见证清帝国兴衰的古城，却于1900年“庚子俄难”时，瑷珲县这座古城被烧成一片瓦砾，化为废墟。当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沙俄又单独出兵我国东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战火很快蔓延到瑷珲城，清军与城内居民顽强抵抗，展开了殊死的巷战。沙俄攻克瑷珲后，即放火烧城，“数千余房，毁尽为墟”。
　　1907年俄军撤出瑷珲，据说只剩下一座魁星楼。瑷珲再度重建，但中心移至原址的西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驻足的已更名的爱辉。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瑷珲新城只剩下一片遗址。现存有海关、民宅、古城墙遗迹。
　　最为著名的当属魁星阁，魁星阁是一处珍贵的古迹，瑷珲城里的魁星阁大约建于1892年至1900之间，是瑷珲城近代史的一个见证。民国九年编撰的《瑷珲县志》记载：瑷珲城“东南角有魁星楼一座，高盈十丈，若登楼一望，则三面环山，一面枕水，诚可谓天然险峻城廓。”
　　瑷珲城内矗立的一座巍峨、壮丽的魁星阁，是瑷珲荣辱、兴衰历史的一个见证。魁星阁座落在黑龙江畔的瑷珲古城，位于今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府所在地东南，东邻黑龙江，是为抗俄斗争需要而建的，曾是黑龙江将军驻地。瑷珲城做为黑龙江地区第一任首府，已有310多年的建城史。瑷珲，以其所经历的辉煌壮丽和屈辱悲愤而占据近代史的一页。它默默地希望瑷珲城再创辉煌，做瑷珲城走向美好未来的见证。魁星阁作为幸存建筑，1980年在原址重新复建，1994年又进行了修葺，成为瑷珲一处重要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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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前清瑷珲副都统衙门，后为瑷珲县衙，大约建立于1907年左右。后毁于苏联红军炮火之中

　　瑷珲城里还有富明阿、徐希廉、瑷珲籍将军墓、振威将军袁氏墓地等附属遗迹。徐希廉墓：在瑷珲城西3公里，拉腰子路北，松树林中，无石碑。徐希廉，瑷珲汉军镶红旗人，笔贴式出身，曾于瑷珲副都统衙门任职，官位协领，参加过中日甲午之战。1918年瑷珲知事孙蓉图招集徐等人商议编写志书一事，徐欣然从命，负责总纂。瑷珲城因庚子俄难，文献无证，困难很大，徐爰检各属文牍，广询士绅以及老农驺卒，1918年始编，1920年出版（民国九年）前后不到两年，全书七万多字，为研究东段中俄关系史和瑷珲地方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一部成功的地方志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国]瑷珲县志》正是这样一部志书。
　　黑龙江省瑷珲县，“地处极边，与俄为邻”，不但“山岭重叠，幅员延袤”，而且是一“凭高远眺，襟江带河”的险要地区。因此，位于黑龙江中游的瑷珲城，早在清初就成为我国东北边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一大重镇，素有“东国屏藩，北国锁钥”之称。据民国九年《爱辉县志》记载，爱辉新城鼎盛时曾达到“人口四万，商贾三千”，是清代黑龙江沿岸当时最大的城镇。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外接强邻、内抚旷野”的东北门户，历史上却“从无志乘可稽”，所以民国四年（1915）孙蓉图一任瑷珲县知事就“临履山川，周视原野，熟察户丁，钩稽物产”，“欲将历年所得笔之于书”。民国六年黑河道尹张寿增莅任斯道，正逢省政府“有督励各县编纂邑乘之命”，于是孙蓉图“欣然从事”，便召集库玛尔路鄂伦春协领副都统徐希廉从事县志纂修。
　　徐希廉，字述之，黑龙江省瑷珲县人。汉军徐姓，户司办事笔帖式出身，蓝翎记名提前简放都统，曾任过山海关副都统，编纂县志时任库玛尔路鄂伦春协领副都统，当选为瑷珲县议长，时年60岁。
　　父徐巴彦德勒格尔，曾任清朝廷封的武义都尉，小女儿张徐氏是徐希廉的亲妹妹，以美德著称于时。她自幼聪敏，喜好读书。十七岁嫁给花翎二品衔候补道张桂平（字铁珊）为妻。桂平是绰武勤公哈布的长子。徐氏嫁到张家为妻她的公公婆婆和全家人都特别高兴欢心。嫁过来的第二年生了儿子，取名叫崇祥。没过几年就长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送到私塾读书。她每天都亲自督促儿子学习，对他管理很严格。她教儿子懂礼仪、明事礼、敬长辈的道理，尤其善持家，并亲自操持家务处理得有条不紊，特别是伺奉老人更是一丝不苟，应当称之为贤妻良母。徐氏在伺奉公婆教育孩子的之余还浏览史书，在夜深人静时还能听到她朗朗的诵读声。每天不断的学习，忘记了辛苦，都形成了习惯。这时，她的公公在清光绪二十八年秋（1902年）从京旗都统调任到荆州又转调到成都任将军，她的丈夫也到奉天（沈阳）上任。徐氏伺奉婆婆跟随一起到了四川，一住就是四年。这时她的丈夫又调任黑龙江省全军营务处工作。徐氏又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期间陪伴婆婆到黑龙江省城居住。就在要调回京城的前一年春天，婆婆患了病，卧病在床上呻吟，徐氏不解衣带昼夜亲自为婆婆煎药照顾半个多月。但是，医药无效，病情逐渐增剧。到了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905年）婆婆气息奄奄危在旦夕，众医都束手无策了。徐氏更是为婆婆的病着急担忧。于是，她就在夜里烧香为婆婆祈祷，并亲自煎药给婆婆服用。第二天早晨，婆婆苏醒过来了，过了几天就痊愈了。官府上下都为之庆幸，都以为是祈祷灵验了。这时她家的侍女发现徐氏右臂上半部用棉布紧紧的绑着，就觉得蹊跷，就去告诉了老太夫人，老太夫人让她把紧缠着的棉布打开一看，她的右臂露出刀割的痕迹，还血肉模糊没有恢复好。婆婆看到此状禁不住声泪俱下。对下人说：“我的病连累了你，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和煎熬。我的命是服了你割下的肉制成的药才病愈的呀！”太夫人回到黑龙江城后和亲戚朋友见人就说徐氏为自己割肉疗病的事。亲戚朋友就都奔走相告。太夫人见人就心疼的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修来的福分得到一位如此贤惠孝敬的好儿媳妇。”人们听后都以徐氏的孝敬为榜样纷纷效仿。谁料，徐氏积劳成疾竟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1908年）在黑龙江省城的府中病逝，下葬在京城。她死时家中内外老幼无不失声痛哭。她的亲人、仆人都为她的死流泪。她死时才三十五岁。过了一年，她的公公死于成都将军署。第二年丈夫死在工作岗位上。她的儿子崇祥在京任五品文官理藩部郎中。听到噩耗回到家中奔丧。再加上悲伤过度，毁伤了身体，死于民国六年春（1917年）。徐太夫人享寿七十因疾在京谢世。徐氏的一生贤哲纯孝，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足间徐希廉出身于修养良好的家庭里。
　　孙蓉图，字镜忱，直隶献县人。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举人，民国四年宦游塞北，翌年任瑷珲县知事。“下车伊始，问俗观风，勤求民隐”，同时“临履山川，周视原野，熟查户丁，钩稽物产”，“凡地方正当兴者兴之，当革者革之。”扩充学校，整顿警团，薄征节用，招垦劝农，禁止罂粟，还未到年一年的时间，已取得明显的成效。所以“中外交称，政声卓著，不但为龙沙冠，且为东省首屈一指。”任县知事期间，曾主修《瑷珲县志》。当时编纂《瑷珲县志》，因缺少资料和借鉴，完成修志任务十分艰难，但他却独具慧眼，于民国六年（1917）聘请了徐希廉等有识之士，组建编修班子，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志书编纂任务。这是孙蓉图为瑷珲人民留下的一部宝贵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此，省长鲍贵卿曾保荐孙蓉图为简任记名道尹。瑷珲县黑河公园的建成，为古城瑷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于是县知事孙蓉图便亲自操笔，为公园撰写了一副对联，联曰：“闲栽金谷满园树，预养河阳一县花。”《瑷珲县志》的编者边瑾曾赠送孙蓉图四首诗，最后一首最末两句为“栽树养花寻妙句，新词题罢碧纱笼。”即是指孙蓉图为黑河公园题联一事。
　　县志始于民国七年（1918）秋，迄至八年，刊于民国九年。书前有孙烈臣、张寿增撰序，徐希廉撰跋。徐希廉跋认为“地方政要，首在图籍。”孙蓉图在《瑗珲县志·沿起启》云：“凡观一郡之政治风俗、户口之繁简，财赋之盈亏，物产之丰啬，人民之文野，皆于典籍是赖，而得其从政之由。”书后附有徐希廉给印刷局排印竟见，实为凡印刷有关《瑷珲县志》样本中字体、排版、格式、纸张、书价、印刷册数及错误和增加序、跋、照片等问题的一封信。是志为创修志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并有所创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民国间所修志书中较好的一部。
　　全志十四卷，卷一地理志，卷二政务志，卷三财赋志，卷四交通志，卷五外交志，卷六祠祀志，卷七学务志，卷八武事志；卷九人物志；卷十礼俗志；卷十一物产志；卷十二艺文志，卷十三至卷十四库路志（即库玛尔路鄂伦春志事）。是志多仿黄维翰《呼兰府志》体例，内容重边务，重民族，重风俗，尤详17世纪到20世纪初中俄关系的历史记述，对沙俄侵略黑龙江的事实均有较详的记录。在叙述幅员的时候，是志指出，我国“领土除今之东三省外，实拥有西伯利亚之东半部”“今俄属之东三州皆满洲之旧壤也”。雅克萨战争，“我军大获全胜，罗刹拜服，遂定尼布楚之约六条，是为勘划黑龙江边界之始”，当然也是黑龙江领土开始沦陷给沙俄侵略者的开始，接着是志详细地叙述了兴安岭以北额尔古讷河以西、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诸地丧失的经过及《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签订的经过和内容。是志追溯了15世纪之初，俄罗斯“尚分多数之部落”，随着他的逐渐兴起，“益谋扩张版图，遂注意黑龙江流域”，于是对黑龙江的一系列“冒险”活动更日益加剧。接着记载了《尼布楚条约》的签定，使得我与俄开始“以外兴安岭、额尔古讷河为两国国界。”“此条约成立后，中国所失之地甚拒。”在记述黑龙江以北诸地丧失时，是志简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时代背景和奕山慑于兵威，不敢多抗”，于咸丰八年（1818）四月十六日缔结了《瑷珲条约》的经过。续记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二日奕祈与俄使伊格讷切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
　　之后，乌苏里江以东九十万三千平方之地全入于俄。”在是志记述了黑龙江流域的土地丧失给沙皇俄国之后，感慨地写道：“研究过去之历史”的目的是“为将来保界之根据”，亦是“吾人所亟宜从事”的事情。
　　是志对沙俄侵略者侵略黑龙江罪行载录甚详。沙俄侵略暴行以“庚子俄难”最为严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东北地区爆发了义和团的爱国反帝运动，沙俄政府以“平叛”、“护路”为借口，派兵侵略我东北。在俄军大举侵略的前夕，沙俄阿穆尔省当局把居住在海兰泡的五千余名中国人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俄司令官格里布斯基下令“骑马和步行的哥萨克兵和警察一起，挨门挨户查问是否有任何中国人。”沙俄军警强迫数千名中国人去警察局时的情景：“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惊恐神情，他们仓促地收拾着行李，面带无法形容的惊慌神色，跟着哥萨克离去。”人们到达江岸时，面对着是水流湍急的滔滔江水，连一只船也没有。惨无人道的沙俄军警用皮鞭抽、大刀砍、枪击等残暴手段，驱赶人群下水过江。先下水的溺死，不敢下水或反抗的人均遭到惨杀。“半小时后岸上尸体堆集如山”。我方在黑龙江右岸看到海兰泡“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询知惨杀溺毙华侨五千余名。”从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沙俄军警进行四次野蛮的大屠杀。“这是自从阿穆尔何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悲剧、大罪行。”接着又在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掳掠，将中国居民赶出家园。根据《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中国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享有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地享有管辖权。该地不但土地肥沃，富甲全省，而且又处在一个重要战略地位，沙俄千方百计想强占它。曾于1880年、1883年、1889年，先后三次强迫清政府对六十四屯进行画界，使六十四屯的土地面积一次比一次缩小。沙俄军警还经常非法闯人“调查”户口、产业、牲畜等情况，为最后强占做准备。沙俄先放火焚烧了补丁屯。又把江东六十四屯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中国人“聚于一大屋中焚烧无算”。由于沙俄军警野蛮地驱赶和残酷地屠杀，出现了极其悲惨的情景：“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跑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六十四屯的许多人在渡江时被沙俄枪杀或淹死江中。“溺死者七千余人”。凡是没有逃走的中国人全部被抢光，房屋全部被烧掉。沙俄血洗六十四屯后，悍然宣布：“凡离开我岸的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供其专用。”该地被沙俄侵略者野蛮地霸占去了。
　　是志武事志所收录的曾为瑷珲副都统衙门笔贴式的周继功所写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详细地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军民奋起抗俄和人民遭难的事实经过。尤以记载了瑷珲军民团结战斗，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00年7月24日，广大的义和团和筑路工人以及爱国清军在黑龙江将军寿山部署下，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并打响总攻哈尔滨的战斗。此战的胜利，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沙俄侵略者的威风。黑龙江的瑷珲阻击战，是黑龙江北部军民抗击沙俄侵略的重要战斗。为了加强防御，阻止敌人进攻，北起五道霍洛卡，南到富拉尔基屯的沿江地带，挖战壕150里，筑炮台数10个，并派重兵守卫。这时，城乡到处都有义和团的反帝揭帖，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沙俄的人侵，均遭到爱国军民的惩罚。使敌军“十余日未敢犯境”。当进攻瑷珲大四嘉子屯时，清军英勇拒敌，同敌军展开激战，“枪炮烟火，蔽日无光，我冲彼撞，混战至午后。”接着又进行了卡伦山战斗等。县志第八卷对诸战均有记载，义和团首领陈永寿、文祝山带领二百多名战士，奋勇当先，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死力拒敌”。我军民“伏于岭下两旁山侧、诱敌深人。”敌进入伏击圈，爱国军民枪炮齐鸣，狠揍敌军。敌军反扑，我军民仍“拼命抵抗”，英勇杀敌。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季，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出派协领桂升等领兵役回瑷珲查勘，欲与俄军接拾，俄军拒不接待。他多次与俄交涉，以理据争，并多次呈请朝廷，要求向俄索还江东六十四屯。在县志卷五外交志中收录的瑷珲副都统姚福升的《咨报收复江右地方文》、《照请俄署交还江左文》、《声覆调查江左各情并仍请追索文》、《据约辩论追还江左议》等文稿，不仅是对沙俄侵略者的斗争檄文，而且也为研究江东六十四屯，为研究中俄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瑷珲县境内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国《瑷珲县志》突出反映这一地方特色。“瑷珲一隅”，“种族错杂”，“家自为风”，“户自为俗”的地方特点。瑷珲既有满族、达呼尔、蒙古、索伦、鄂伦春等土著民族的记载，又有汉军、回民、察哈尔、水师营、官庄、站丁、客籍等民族和人口的迁入，县志都做了一一记述。
　　鄂伦春族是一个以狩猎为主的民族，人口较少，在定居以前漫长的岁月里，往往以三、四家或七、八家为单位，组成为一个“乌力楞”，各“乌力楞”之间相隔几十里或几百里，在广阔的兴安岭中过着游猎生活。在集垦局丈量土地，发放地照时，库玛尔路协领徐希廉曾呈请省长，要求鄂伦春族的生计地暂不要缴纳地税，等10年后再行升科，届时发放地照，缴纳地税。《瑷珲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库玛尔路鄂伦春源流是窃维玛尔路鄂伦春人，自古栖于黑龙江沿岸山谷之中，并嫩江西北多布库尔河一带，游猎为生，行止以时，到处搭窝堡而居”。
　　是志卷十礼俗志详载了各族婚嫁、丧葬、庆贺、祭奠、祈攘等不同礼仪，也记述了各个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婚礼”载有“满族婚礼”、“蒙籍婚礼”、“回籍婚礼”和“汉军婚礼”“民籍婚礼”等项，这有别于它志。县志“满族婚礼为：“先以媒约，有成议，男家率其子谒女之父母及尊辈，名曰‘认亲’。馈手镯一副，首饰、布帛、猪、酒咸具，谓之‘定礼’；礼之厚薄，视家之丰俭。行聚之年，遣媒通讯，然后择吉迎娶。前几日，仍送猪、酒、米、面与女家，迎婚前一日，女家送妆奁与男家，款其来宾。翌辰，备彩舆亲迎。女挽发髻，升舆，婿拜辞，乘马同归。院内设供案，列宝瓶、香斗，斗上置弓矢、秤锤，新人下轿，夫妇同拜天地。婿之姑姨辈导入洞房，行合卺礼，谓之‘交杯酒’。婿出，女开面梳发，坐帐。既夕，夫妇食长寿面，次早即拜祖，拜见舅姑及戚友尊辈。第三日，夫妇同诣岳家，行返马礼，名曰‘回门’。又有“蒙籍婚礼”。为“重婚约，聘用牛马，多寡不等，首饰必备，分两期纳之。吉礼有大娶、小娶之别。殷富之家，馈牛马数头，行迎娶礼，是谓‘大娶’。迎娶之先，婿赴女家宿兼旬，名曰‘吃筵’。届吉，邀请亲族邻里，饮食宴乐。小娶者，贫不能具礼，因赘女家。小娶之女，终身垂髻，不为妇装。其婿异时积资稍裕，可补行大娶之礼。揆核其情，总不如由小娶而实夫妇，似不必固执大娶之礼也。”还有“回籍婚礼”。为“议婚用媒灼，主盟则由阿訇。将定盟，男家请阿暨媒灼同诣女家，两家各陈情慷结姻缘，由阿旬申以贫富不渝之义，借阿訇一言以为婚盟。定盟后，过礼两次；小礼银手镯、金耳环各一对，脂粉各一盒，茶叶一斤，馃子四十斤；大礼羊一头，馃一盒，衣服、布匹、斗米、斗面，惟女家之索是应。迎娶不拘日月干支，亦行亲迎礼。先期一日，官服插花，披红乘马以行，游街拜庄，并谒阿訇。既至女家，将入门童女二人争以喜果掷之。迎妇归，两家主婚者，为媒约者分左右坐，新夫妇并跪，阿訇遍书其经名，宣示成亲之意，复为诵经一通。诵毕，以喜馃掷新郎，新郎谢阿訇，行拜叩礼。阿訇就筵，众继之。女家亲眷抢女人室坐炕上，面壁坐福竟日，女母陪之。既夕，新夫妇吃寿面，新妇下炕为夫脱靴。次日，备几筵，邀亲族，新妇次第拜见姑、伯叔，均有赏赐，亦曰‘回门”。外有“汉军婚礼”最为繁琐，县志记载也很详细。对“丧礼”、“祭礼”亦分别为汉、满、蒙、回诸族的不同礼仪进行了记载。县志卷十二艺文志中的《鄂伦春姓氏辨别、婚丧礼俗及各理论》记载鄂伦春人的风俗习惯甚详。县志主编徐希廉曾任库玛尔路协领，他对库路的鄂伦春写了“库路志”两卷。这些便成了研究东北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政务志中的自治篇商会项内，将瑷珲商业表、黑河中国银行职员薪俸表、交通银行职员表、广信公司事项表、黑河商业表以及制面工业、酿造工业等都列在此卷，那时，能够注意收录一些经济金融资料，亦是值得称道的。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体要》由张寿林著录略云：“《[民国]黑龙江瑷珲县志》十四卷（民国九年庚申排印本）。按瑷珲在黑河县南七十二里，请康熙中，始置黑龙江副都统于黑龙江东北岸，后移治黑尔根，咸丰八年戊午，改置江南，有副都统驻之，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升置廰，属黑龙江省，民国二年癸丑三月，改县。邑旧无志乘，及蓉图来守是邦，适省署有编纂县志之令，于是设局创修。按自国体鼎革，新政已渐推行，旧志体例，多不实用。是编分列类别，大体仍用旧例，而于新政亦无不括，可称善于因袭，凡财赋交通学务诸端，志中皆详载无遗。瑷珲与俄接壤，交渉频繁，是编特立外交一门，于此尤三致意焉。又库玛尔路在呼玛河畔，旧有协领驻此，地属瑷珲，是编特立库玛尔一门以志之，亦深合志体。”足见《[民国]瑷珲县志》是独具有地方特色的。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

徐玉杰

楼主太厉害了！楼主，I*老*虎*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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