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当年选秀的时候由于国家队训练不能到美国去,他是在北京一家外国媒体办公室举行的,当时的中方主持人就是我,我担负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把姚明被选了之后的获奖感言翻译成英文,告诉休斯顿,休斯敦那边说好多人在等着,好几万球迷在等着,所以这次姚明要退役,姚之队一直希望我抽空来主持这个退役仪式,这样就完整了,可以见证。那时候我的头发还都是黑的,现在都花白了,9年了。
议程设置就是简单,一切的话筒、镜头、大家的问题都要围绕着姚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旁枝末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的操作方式,而且主题也设得非常好:“明谢”。“明”肯定是指姚明,“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感谢大家,就像他今天说的那样,还有就是姚明的谢幕,同时也是另一个大幕的启开,就像姚明说的,关上一扇门一定会打开另一扇门,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符合姚明。
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商量,最担心的就是小宝宝,姚沁蕾如果哭了,可能叶莉就会带她走,如果表现良好,那就大家一批一批上,为什么说大家一批一批上呢,考虑到小孩的感受,如果乌泱泱一堆人冲上来,小孩就吓哭了。先上来几个人,四五个人,然后再多一点,如果小宝宝表现良好那就再上来多一点,这是我觉得整个会议姚之队想得非常周到。
没有那么多的感动,我就觉得只有一些非常纠结的感情,就像我的开场白只有一句话,这可能是我主持的所有这个级别的发布会中最简单的一个开场白,“今天没有新闻,只有心情。”
因为姚明。因为我有三种心情,姚明退役感到很遗憾,其实以他的能力和身体的整个状况打到35、38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么早退役肯定对中国的篮球、对中国的体育是暂时的损失;另外一个是释然,当你看到姚明和家人幸福地站到一起,如果你想像姚明真的受了重伤,不可逆转,坐在轮椅上,大家会是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姚明释然,为姚明高兴,因为家庭最重要,健康最重要;第三就是一种期待,我相信姚明离开篮球场,不穿运动服,穿西装一定能够比穿运动服作出对篮球更大的贡献,因为他现在具备这种见识,具备这个能力,他同时也具备这个眼光。
我觉得他除了篮球之外他还有另外三大贡献,可能我们替代不了。第一是对时代的贡献,时代就是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时代,一个腾飞的时代,姚明自己作为一名“keep working hard”,继续努力工作,永远努力工作,这是时代的精神在他身上的体现;另外是中国进入WTO以后,虽然说我们打开了大门,西方也对中国打开了大门,但大门和大门之间是隔着千山万水的,有很多“河”要去跨越,有很多“山”要去翻越。打开大门的时候可能是彼此质疑,姚明用他自己的形象,架了一个桥梁,到达彼岸,他们就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是这样的,是这么幽默的,这可能是起到了沟通东西方,消除彼此误解的巨大的作用,而我们现在中国要发展,很大一部分要做的工作是要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其实姚明他的这些作为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口号“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要通过具体的事去做的,不是光喊口号,光拒绝彼此,指责彼此能做到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三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他重新给中国年青一代树立了自信。这种自信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在姚明之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到美国啊、欧洲啊,回来说我们美国人怎么着,我们德国人怎么着。明明自己是中国人,那个时代是很痛心的,我们还记着。但是姚明去了,永远说我是上海男孩,我是一个中国人。但它并不妨碍去学习交流,去吸收,甚至享受西方的这些文明成果。但同时他也把西方的他的队友、教练、媒体带到上海,让这些人来感知上海。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大卫·斯特恩评价姚明是“变革”,他给联盟来带了变革,我想他也给中西方关系带来了变革。那么同时呢,斯特恩和亚历山大——火箭队的老板都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才我和其他NBA的官员们、朋友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的:姚明特别有尊严。我觉得尊严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富起来之后。我们中国人老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荣辱是什么?荣辱就是一种尊严。他为中国的新一代,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尊严。
因此我就感觉,西方人关注姚明,他们实际上是在关注崛起的中国。中国人关注姚明,实际上是更多地了解西方。他这个作用,所以我们说暂时是无人取代的,这就是姚明在体育之外的一个巨大贡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