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明其人其艺

徐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印”分属四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是否“集诸艺于一身”，常常被看作是衡量中国文人艺术家成就的标准之一。也只有深谙其理并竭力践行者才可打通诸艺，使之齐头并进。
徐利明先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睿智者和践行者，其诗、书、画、印兼工，且学术成果丰厚，在今日艺坛尤为难能可贵。近期出版的《徐利明书画篆刻》集中展现了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徐先生初学诗，受其舅舅影响，1978年，启功先生赠其手迹印本《诗文声律论稿》后，真正开始学做旧体诗。《新疆纪行十首》、《延安感怀诗六首》皆自作诗，作者以小字行书抄录于笺页之上，诗书相配可谓珠联璧合。其中“隋唐妙笔窟中看，佛祖群僧俱已残。剥面剜金诚感慨，千年劫痕刻心端”触景生情，言真意切；而“大河汹涌九天来，壶口陡然为我开。云气蒸腾虹跃起，晴雷阵阵任徘徊”语言鲜活，想象夸张大胆、气势恢弘。仅此两例，便能窥其自作诗之妙。
徐先生书法兼擅篆、隶、草、行、真各体，尤以行、草书享有盛名，取法各体佳迹与历代名家书，终成自家面目。从是集所收书作来看，既有伏地而书的丈二狂草巨制，奔放恣意；也有精致端正的蝇头小楷，恬静淡雅，充分展现其创作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之境。
此外，体现“文体相契、情境相融”则是书法卷的另外两大亮点。“文体相契”者，如草隶《短歌行》创作附记中所云：“汉魏诗作以汉隶体势书之，风气相契也！”《楚辞·宋玉对楚王问》拟东周盟书笔意为之，皆显匠心独运处。而所谓“情境相融”，先生在其创作附记中也有明确阐述：“千作一面易，一作一境界难。要在与文字内容之文学情境相融合一。”为了便于比对，作品集中连续编排了《倚剑挂弓四言联》、《林泉圃囿七言联》等十副对联，兼有各体，体势、笔法各具风格。
徐先生在书法创作中之所以能如此“随心而变、游刃有余”，有赖其多年的书法创作实践及高校一线教学所累积的实践经验。书法创作如斯，篆刻自不能外。
篆刻卷精选印作60方，每页一印外，还用小行书即兴加题一至三则跋记不等，既丰富了篆刻的形式美感，也延伸了篆刻的文化内涵，格外别致出彩。其跋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或记事、或论艺，无不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此外，先生刻印极少修饰，白文印笔画常一刀成形，非常精准。如“赏心乐事”、“粪土当年万户侯”等，皆“墨底走刀，一气呵成，求笔意于刀下”，可谓尽“写意”之极致！
徐先生本科专攻工艺绘画，写意、工笔诸画法，山水、人物、花鸟诸画科，皆曾用功学习过，故闲时也作文人画，然其所画实为所“写”。如通景四屏巨幅大写意《松涛图》、《古柏图》纯以书法用笔，挥运如拖把之巨笔，奋力疾扫而成，写意于豪气之中；而《枯荷图》苍茫老辣的枯干线条，则纯以篆书笔意为之。
徐先生于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传统文人画的“四君子”，对日常生活中的物事皆有描绘，如《观音莲》便为画室写生所得，而《素食保平安》、《蒲扇西瓜图》则全于生活中来。
自诗、自书、自画、自印四位一体是中国文人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徐先生优游于“诗、书、画、印”四艺，且均已达到了一定高度，实为不易。究其原由，盖因其扎根中华传统文化所养成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综合学养使然。而这些既是来自田原、启功、林散之、沙曼翁、陈大羽、林树中诸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亦是来自其工笔绘画本科、书法篆刻硕士、中国美术史博士三级学历阶段的自我修行。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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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杰

诗、书、画、印”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