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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什么争相保管徐志摩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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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5 10: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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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照片

凌叔华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

 

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

 

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

 

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

 

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阴历的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

 

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902/0215_2663_1012045.shtml

[ 本帖最后由 徐绘龙 于 2009-4-12 12: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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